就茶马古道的核心区而言，主要指滇、川、藏三大区域，而丽江刚好位于这三大区域的交会区域，突显了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位。茶马古道与丽江之间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关系，这一历史关系对茶马古道的形成、拓展、兴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对丽江的文化及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意义深远。本文从茶马古道与丽江历史、木氏土司、丽江古城等三方面的关系来述略二者之间深层关系。

   一、茶马古道与丽江的关系史

   学术界一般认为茶马古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茶马古道与丽江的历史关系也是始于这一时期，尤其自元朝以来，二者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主要原因在于，元以前，丽江一直处于南诏、大理、吐蕃的地方政权之间的博弈空间中，加上长时期的内部纷争，难以形成统一力量。同时，这一时期，地方势力间的割据纷争也不利于茶马古道的有机联系。所以唐宋至元的漫长历史时期，茶马古道虽已成型，但未能得到有效拓展。

   元朝以来，云南、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版图，丽江木氏土司实力崛起，成为雄控滇川藏交会区域的一方霸主，时间近 500 年；木氏土司依恃中央王朝，大力吸收汉、藏、白等多元文化，促进了纳西族的统一，同时凭借“西北藩篱”、“辑宁边境”的地位经略藏区，使其势力范围扩张至昌都、巴塘、里塘，在藏区扶持藏传佛教、引入先进生产技术，使这一区域经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木氏土司也被藏民称为“木天王”。木氏土司为滇川藏交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也大力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发展与兴盛。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实行改土归流，加速了与中央、内地一体化进程，生产力获得新中国成立；同时，清政府对藏区加强统治，对藏传佛教领袖实行敕封制度，藏区与中央王朝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上稳定，促进了经济贸易的繁荣，茶马古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持续的拓展，并成为联结中央王朝与藏区的政治、经济纽带。

   晚清至民国时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虽然内地战火频繁，生灵涂炭，而作为中国大西南的滇川藏区域相对处于和平稳定时期，不同区域间的资本主义、封建地主、封建领主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且相互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了有机联系。加德满都、拉萨、林芝、昌都、康定、雅安、丽江、大理、普洱、昆明等众多沿途城镇得到了空前发展，不同区域的城镇经济、民族文化、多元宗教也通过频繁的经贸往来加强了彼此联系。“二战”时期，中国沿海、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被日军切断，茶马古道成为重要的物资通道，也是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输血管道。依托丽江的特殊区位优势及历史机遇，丽江古城在这一时期奠定了茶马古道重镇的历史地位，成为滇川藏交会区域的商品集散地与交通中转枢纽。

   茶马古道把丽江与藏区之间的历史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据清刘健《庭闻录》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61年），“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儿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

   康熙二十七年（1688）应达赖喇嘛请求，朝廷重开茶马互市，朝廷在永北府（今永胜县）开辟茶马互市，后转移到丽江。

   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藏区发生叛乱，清廷派军平叛，丽江作为清军粮草供应基地。

   民国初年，丽江官绅创办了三月龙王庙会、七月骡马交流会，成为丽江马及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活动。

    20世纪初，丽江商人杨守其始通了丽江—大理—勐海—缅甸—印度—拉萨的“新茶叶路”，由于这一新路可通过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缩短了里程，由此扩大了云南普洱茶在印度、藏区的销售。

    1933年夏，被称为东方奇女子的刘曼卿女士作为国民政府特使前往拉萨，也是从丽江过金沙江进入藏区，写有《康藏征轺续记》一书，建议中央政府在丽江设立藏族学校，培养藏区与内地进行交流的人才。抗战后期，丽江县中学开设了培养熟悉藏文、藏语、藏俗人才的“文化学校”，并一直延续到“文革”初期。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大陆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后期缅甸失陷，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陆路交通线，在昆明—大理—丽江—拉萨—尼泊尔—印度的这一条交通主干线上，丽江成为内地与藏区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枢纽。新中国成立战争时期，丽江新中国成立后，边纵部队组织了藏族骑兵队，为滇西北的全面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1950年，西藏上层发动叛乱，人民解放军进藏平叛，丽江作为支援平叛前线的大后方，地方政府组织了支前马帮运输大队，为平叛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以说，茶马古道已经深深嵌入到丽江的历史命运中。没有茶马古道就没有丽江古城的兴盛，没有丽江辉煌的历史；同样，没有丽江的历史作用，区位功能，也成就不了茶马古道。历史没有假设，茶马古道与丽江，是一个写不完、说不尽的永恒课题，我们能做的，仅仅是一些对历史回顾与探寻而已。

   二、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

   如果说唐、宋时期，吐蕃、南诏、大理及唐宋两个王朝构成了那一时期茶马古道的主要推动力量，到了元、明、清朝前期，木氏土司为代表的纳西族势力崛起于滇西北高原，并雄控这一区域近五百年，成为继续推动茶马古道深入拓展的主要力量。

   木氏土司势力的崛起与元帝国一统天下密切相关，也就是“元跨革囊”的历史事件中，木氏先祖麦良能够审时度势，迎降了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大军，并随军平定云南，由此获得了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元朝在丽江设置行政机构，任麦良为地方行政首领，极大地提高了纳西族在周边民族中的政治地位；同时，元军翦除了吐蕃、大理两大势力对丽江的威慑，使纳西族有了一个从容不迫、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郭大烈指出，“没有忽必烈南征 , 就没有纳西族元明以后的发展。”

   元朝灭亡后，藏区势力处于割据纷争状态，对明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纳西族首领阿得率先向入滇明朝军队投诚，并继封为丽江军民总管府土知府，成为明王朝防止西藏势力南下的重要地方力量。木氏土司依恃明朝支持，频繁向藏区用兵，据《木氏宦谱》记载，木氏曾向鼠罗（四川木里）用兵达20多次，土司木森在位16 年，出征鼠罗16次。经过十几代土司的百年争战，明末木氏势力扩大了许多，东北面已达四川雅砻江流域，北面达巴塘、理塘、昌都一带；西面达今缅甸梅恩开江一线。木氏土司在藏区进行军事活动的同时，在其征服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兴建了许多著名寺院，也资助过诸多噶玛噶举派高僧。1614年，土司木增亲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经大典《甘珠尔》。这部108卷包括一千多篇文献的经典历时9年才得以完成，史称丽江版《甘珠尔》。如今，这部经书已是拉萨大昭寺的传寺之宝。同时，大量的纳西族也迁移到这些占领地区，以巩固木氏统治地位。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丽江与藏区的文化融合。“随着这种军事扩张，加上纳西族此时社会经济已有较大发展，纳西文化开始进入康巴地区，其语言、习俗及生产技术等开始对康巴产生一定影响。改土归流之后，清王朝在川滇藏毗邻地区的统治明显得到加强，滇西北纳西族土司已无力量再向康巴扩张和移民，但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大大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的经济，纳西文化也得到迅速发展，丽江逐渐成为滇西北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同时，由于割据与封闭被打破，滇西北与康巴南部地区渐成为一互补性很强的传统经济区域，纳西族地区与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增多，丽江对相邻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辐射力也因此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康巴文化的形成发展有所影响。”

    纳西族学者戈阿干在滇川藏考察中发现，从德钦—盐井—昌都这一带还有七个村庄保留着“本逊”制度，另一条康巴线路有八个本逊村。在藏族区域本逊的保留历史比纳西族村还要长久。纳西族的本逊是选举的，藏族是世袭的。怒江的察瓦龙一带，独龙江上游至今仍有木氏土司文化遗留。独龙人至今叫纳西人为“龙”，“龙当”意为“纳西人的地方”，“龙拇”意为“木老爷统治过的地方”。

   木氏土司对西北藏区实行军事征服与文化扶持的双管政策，而对丽江周边各族土司采取了政治联盟、文化结盟的软性政策，如木氏与鹤庆、北胜、邓川、蒗蕖、兰坪、顺州、姚安、通安等土知府、土酋通婚，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通过捐资建寺、修志刻书等方式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木增在位时捐资兴建了鸡足山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悉檀寺，同时兴建了“华严阁”、“一纳轩”，木靖捐建了“尊胜塔院”。木增在位时，聘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木增还捐资把珍藏在鸡足山的佛典《华严忏法》42卷送到苏州精刻，并请著名学者钱谦益作序，请著名高僧、苏州中峰禅院住持苍雪校核，精印后赠送江南各寺院。因此，史称“山中修建功德，以增为最”。另外，在大理境内的鹤庆、剑川等地也捐建了龙华寺、云鹤寺、光明寺、尊经阁等佛教建筑。

   有明一代，汉文化对丽江文化影响极大，其中作为丽江统治阶层的木氏土司贡献尤大。木氏土司深谙其统治的政治基础源于中央王朝的扶持，这要求除了在政治上忠贞不贰外，文化认同尤为关键，故明清历代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学习、引进一直率先垂范，孜孜不倦，在境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福国寺、三清殿、皈依堂、觉显寺、护法堂、万德宫、珊碧院、光碧楼、寒潭、大觉宫、大宝积宫、琉璃殿、玄天阁等汉传佛教、道教建筑，在木府内建有万卷楼，“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卷，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乾隆《丽江府志》说：“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家有万卷楼。”木增有《检书》诗云；“万卷浑如邺架藏，清藜小阁满云香”，生动地描绘了“万卷楼”藏书之富。同时在鸡足山华严寺、永胜灵源寺观音寺藏经楼，芝山解脱林等寺宇中也收藏了大量经书。

   木氏土司这种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影响到了丽江的文化上，如丽江壁画的表现题材融合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多元宗教内容，艺术上融汇了中原传统技法和藏族、纳西族的绘画风格，成为各民族团结友谊的结晶。

   木氏土司作为中央王朝的忠臣官吏，木氏土司始终站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上，为国家的稳定，民族的进步、团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实行了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合共荣的政策，在藏族、纳西族、白族地区实行和而不同、共荣共生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形成了这一区域多元文化特色。木氏土司本身热衷于学习汉文化，涌现了“木氏六公”为代表的作家群，这种风气深刻地影响、渗透到纳西族的民间，引发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大变迁。木氏土司这种开放进取、与时俱进、兼容并包、保境安民的执政理念在促进滇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木氏土司的历史贡献没有得到客观评价，改土归流时期，流官通过“贪暴淫忽”、“愚黔首”等罪名全面诋毁、否定木氏土司，并借此来树立“以夏变夷”的正当性。清代文人杨昌认为木氏土司执政最大的特点是能保境安民，使百姓数百年不受兵祸之患，这为全国许多土司做不到；土民控告或有其实，但历代木氏土司的“昏明仁暴”要具体分析，同样，“选授之令”（流官），也有“昏明仁暴”之别，不能一概而论。木氏土司施政，某些方面，也适合当地的实际（宜民），不然早已“亲离众叛，斩木揭竿”，起来造反了。“至于文教显晦”，也有一定的条件和时机，某些办学较早的地方，至今 （嘉庆）也未有人考中进士，丽江所属之中甸、维西，改土归流百年来参加科举考试者也寥寥无几，这又是什么原因？杨昌曾说：“盘错深而文章生，阅历久而识力定。”这应是有识之见。

   也有观点认为，丽江本身处于滇川藏交会区域，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即使没有木氏土司的文治武功，不同区域民族间的经济贸易是历史存在的，所以茶马古道与丽江的联系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济贸易与政治、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法国人类学家弗朗奈瓦•佩鲁曾经说过：“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彼此间文化联系，单纯的经济活动是不存在的。反过来，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战略区域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成为硝烟弥漫，战火连天，民不聊生的重灾区，这样的历史个案古往今来比比皆是。从区域版图上看，内地到藏区线路也并非仅此途经丽江的一条，除了川藏线，从滇西南的产茶区出发，经怒江、缅甸都可抵达藏区，且多为直线距离。事实上也存在着途经普洱、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入藏区另一条滇藏茶马古道，但其作用不抵途经丽江的滇藏线，且只是近代形成，没有成为主干道。

    为何丽江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关键一个因素是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政治、文化关系使然。内地的不少马帮、商客因气候、文化、心理等因素视藏区为畏途，到丽江就没有继续北上，而藏族马帮也把丽江作为终点站。丽江在历史上一直是汉、藏文化的边界，藏传佛教传播到丽江就无力南下，汉文化也到丽江后就渗透力减弱。丽江文化圈受汉藏两大文化圈的长期影响浸润，成为两大文化的交融区域。这与纳西族与藏族深厚的历史关系密切相关，在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族源上同源于古羌人；在民族活动的地理环境上一直处于杂居、毗邻的关系；在经济、文化上一直处于交流、融合的关系，即使在历史上相互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并未割断过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纳西族与藏族彼此认同为兄弟关系。这种深厚关系贯穿了整个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中，成为两个民族关系史中的主线。

    正因为有着这样深厚的历史关系，藏族和纳西族成为推动“茶马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这种历史关系的形成，与历代木氏土司苦心经营滇西北近五百年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可以说，在木氏土司统治滇西北的近五年历史期间，在较长时期内达成了稳定的政治格局，为茶马古道的拓展、深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环境；其次，在其统治区域内革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奴隶制度，实行封建经济制度，使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滇西北经济圈的形成，深化了滇、川、藏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文化上，木氏土司实行开放、包容、和合的政策，加强了不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互信、互尊、互助的民族关系，为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机的文化纽带；第四，木氏土司的这些作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区域与国家的有机联系，促进了民族团结与边疆的安定。可以说，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的形成与历史上不同区域间的有机联系有着深刻的逻辑统一关系。

   三、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

   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制度，交通位置、历史条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往往又是一个地区、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不仅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冲，而且还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地，从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独具特色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它的形成、发展与茶马古道息息相关，茶马古道的繁荣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甚至可以说“丽江古城是马蹄踏出的辉煌。”

   丽江古城的历史与木氏土司的发展史密切相关，可以说木氏土司是丽江古城的奠基者与设计者。丽江古城兴于宋末元初，并在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扩张。忽必烈赐名“丽江”时，丽江的所在地是“逻波城”，即今天的石鼓，石鼓的纳西名称为“拉叭”，与“逻波”同音。后麦良任茶罕章管民官后，把丽江行政中心由石鼓迁至白沙。整个元朝时期白沙一直作为丽江的政治中心所在，但由于白沙地处丽江坝子北端，气候严寒，物产不丰，且不利于大理府、鹤庆府、永北府、藏区间的经济往来，明朝时期，木氏土司把行政中心由白沙搬迁至大研，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大研处于丽江坝子中部，气候较为温润、物产丰富，便利了与周边区域的商贸交易；古城四周水草丰美，有利于南来北往的马帮休养生息；从军事战略考虑，既有利于居中防御，同时也便利于通过茶马古道进入藏区。

    从丽江古城现有格局考察，主要分为木府片区与流官府片区两大部分，通过大石桥把这两大片区有机联系在一起，四方街成为古城经贸中心也是这一格局使然。先有木府，后有流官府。木府是古城中较早的建筑，古城雏形也是在明朝时期就初具规模。古城有西河、中河、东河三条主流：中河是天然形成，河床较高，主要用于泄洪；东河是改土归流后在流官主持下修成，主要用于金山东坝子的溉灌；西河是最早修建的人工河，古城最早居民也是沿西河而居。从西河的最初设计上来看，主要是为了满足木府的需要，它环绕了木府的东、南、西三面环流，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暗含了“水木相依而生”五行之说，同时契合传统的“无水不成园，无木不成林”造园法则。水木清华，作为乔木世家，木氏土司对水的利用，也是纳西族传统自然观的继承创造。从史书记载及考察情况看，古城内主要的桥梁，如双石桥、大石桥、南门桥、玉带桥、万子桥等大都是在明朝时建造的。因为是人工兴建，西河与中河不同，一是水流较为平缓，二是流程较长，途中又分出很多分渠，主要是为了适应人居需要。

   政治与经济利益总是相辅相成的。木氏土司频繁向藏区用兵，除了维护茶马古道的正常经贸往来，从内地与藏区贸易中获取利益外，另外一个主要目的是获得那里的稀有金属矿产。如木氏为争夺鼠罗的金矿，曾用兵达20多次；同时木氏土司在中甸、丽江、维西、兰坪、盐井等地开采金、铜、银、铁、盐等矿产，经济实力大增。这些资财，木氏土司除自己使用外还赴京进贡35次，送马捐银，多次受到朝廷嘉奖，从而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为了进一步加强藏区贸易，木氏将内地的茶、糖、粮、铁、铜器运往西藏，又驮回药材、羊毛、皮革等内地紧销货物，从而壮大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客观上也促进了内地与藏区的联系、滇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茶马古道。

   清雍正元年（1723年）实行“改土归流”后，丽江与内地联系空前得到增强，地方经济也获得长足发展，推动了与藏区贸易进一步发展，丽江商人和外地商人纷纷在丽江古城、石鼓、巨甸等集镇设店经营。1940 年后，日军封锁了沿海的对外通道，经丽江到拉萨再转印度的通道成为主要的国际交通线，销往内地的进口商品多经丽江中转，商业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内地多家银行在丽江古城设分行，外地商家纷纷到丽江设店经营，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商号有10多家，丽江籍商户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也有50多家，有的商号还到北京、上海、西藏、印度开设分店。丽江古城在抗战时期繁盛一时，据统计，当时，丽江城中集中了1200户商家，商号有110个，其中本地商号占了近80%，刘敦桢考察丽江时，认为丽江“北接西康，西北通西藏，为汉藏茶、马交易之地，市面繁荣，似略胜大理。”

   丽江古城的兴盛带动了周边城镇的发展，石鼓、巨甸在民国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石鼓集中了个体经营户157户，从业人员539人，巨甸拥有万元（银元）以上的商家有10多家。丽江古城的商贸中心为四方街。在云南方言中，“街”是集市的意思，“街子天”就是赶集的日子。四方街也是一个天天可以赶集的集市。从四方街的四方方位来看，四方街的背面是卖鸡巷，街尾是草鞋巷，西面是打铜巷，南面是卖盐、炒面、马料、火腿、腊肉、酥油、茶叶、棉布、药材、山货的杂货铺店。可见，四方街几乎集中了人们吃穿住行用所需的各种商品，是名副其实的商品贸易中心。

   顾彼得在其《被遗忘的王国》对四方街的商贸情况有着生动的描写：

   一大早，几股由农民形成的人流，从远处的村子出发，沿着五条大道，十点钟后不久，开始向丽江集中。……石头铺成的路上，马蹄声嘈杂，人声鼎沸。……人群都拼命挤过去，抢占四方街广场上最好的位置。……稍过中午，集市达到了热火朝天的程度，人和牲口乱作一团，开了锅似的。……约在下午三点钟，集市达到了高潮，然后开始回落。”“六点钟后，市场逐渐空荡了。到了七点钟，商店都上了窗板。市场上的货摊都又收拾起来堆放着。街上空荡荡，已是吃晚饭的时间了，直到傍晚8点以后，大街上又开始挤满了人，商店又重新开门。有些商店点着普通的油灯，红色的灯光忽隐忽现，其他商店则用汽灯或用煤石灯照明，不时点明子火把，人群来回走动，嘴里吃着葵花籽和南瓜籽。

   四方街不仅是古城的商贸中心，也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心，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行业的，不同阶层的人流都在这儿汇合、交流，由此也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公共性、开放性的文化特征。

   四方街南部的现文巷纳西语称为“见罗过”，意为大理巷。这与大理人有着一段渊源关系。古城成为茶马古道的一个重镇后，商品贸易也空前繁荣起来，藏区来的藏族马帮，还有从大理来的大批商人都集中到古城来，大理人做的是大宗量的商品交易活动，把丽江当地的商品拉到大理、昆明等地出售，又把外面的紧俏货拉进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因他们都集中在现文巷，当地人也就把这条巷称之为“见罗过”。后来纳西妇女也不甘落后，学起大理人做起生意来，因她们有天时地利之便，生意做得比大理人还大，最后慢慢把大理商人排挤出了现文巷，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名字，从中也可以看出古城商业文化的变迁。

   在南来北往的商人中，藏族商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古城作为茶马古道重镇，与藏区关系非常紧密。在马帮中藏族马帮为数不少。古城的光义巷、忠义巷一带有不少藏族马帮入驻，但最为集中的是在大石桥、积善巷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新义街范围。由此也形成了浓郁的藏区特色的街道区。藏族商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地带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这是由北、由西进入古城的第一站，交通便利；其次这一带原先是大片空地，适合他们放马、露宿；同时，因长时期与藏族商人做生意，这一带的居民比较熟悉藏族的风俗习惯，会说藏话的人也多，相互信任。藏族马帮到丽江后，把货物交给自己熟知的店主，具体买卖事务都交给店主经营，店主本着诚信态度，把生意做好，最后把所获得利润如实交给藏商。为了适应藏商的需要，这一带也出现了卖草、卖青稞炒面、酥油、马具的市场，一些符合藏式风俗的旅店也由此兴建而起。藏族商人一进店，就可喝到可口的酥油茶，糌粑，里面还供有佛像。同时，还有些不成文的规矩，如藏商离开时，店主不兴马上扫地，因为这意喻着扫地出门，第二次，人家就不会进来了，生意也无法延续下去了。由此，新义街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藏式特色。

    可以说丽江古城的形成、发展与茶马古道息息相关，茶马古道的繁荣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丽江古城也是迄今为止茶马古道上保存最为完好、古貌依旧的一座文化名城。今天，在丽江古城不仅能感受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还可以真正领略到悠悠茶马古道的辉煌和古韵，所以被誉为“活着的茶马重镇”。

    注：文章来源于《丽江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