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之前的“一”既是数目的起首数字,又是表现整体事物的总体概念。作为整体的“一”是一种模糊、朦胧的状态,是没有可比性的抽象概念。然而这整体概念的“一”并不是个永久而稳定的存在,它始终是处于创新的冲动当中,企图越过本身的束缚而产生另外的事物。可以说,“一”当中蕴藏着“二”,“二”是在“一”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新生形态。“一”以不可比的方式存在,没有另外的参照物;“二”以可比的形式显现,此物与彼物处于比较之中。
《系辞传》曰:“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把“一”类比为太极,即宇宙未分化时的混沌状态;两仪则是从“一”分化出来的“二”,指共存共生的阴阳双方,原始未分化状态的太极生成两仪是事物变化的开始。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可见,从“一”产生出“二”,是事物创新的第一个过程。

一、元气化生万物神话中的“二”
“二”从“一”分化出来,是事物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步骤。纳西族有许多以“一分化出二”的形态反映元气化生万物的故事,创世或事物形成的神话大多以“二”作为事物变化的支撑点,展示出人类思维演变的复杂过程,是人类认识宇宙的初始观念。
东巴古籍《祭署·给仄许愿·给娆许愿》中记道:“很古的时候,即开天辟地的时代,太阳月亮出来的时代,星宿出来的时代,山谷沟壑出来的时代,石头树木出来的时代,水与沟渠出来的时代。最初,出现了绿松石般明亮的光团;光团作变化,产生了混沌的天盖般的白气团;白气团作变化,产生了会喊会叫的好声好气;好声好气作变化,产生了依谷阿格大神;依谷阿格大神作变化,产生了恒迪窝盘;恒迪窝盘作变化,产生了九对白蛋,九对白蛋产生了九个战神……..
此后一代,出现了黑天黑地,出现了黑日黑月,出现了黑星黑宿,出现了黑树黑石,出现了黑水黑渠。接着,产生了黑松石般的光团;光团作变化,出现了混沌的天盖般的黑气团;黑气团作变化,出现了会喊会叫的黑声黑气;黑声黑气作变化,产生了依谷丁纳大鬼;依谷丁纳作变化,产生了此迪窝拿;此迪窝拿作变化,产生了九对黑蛋,九对黑蛋产生了毒鬼仄鬼、云鬼风鬼、楚鬼尤鬼等。”
这本古籍从叙述的技巧到主题的结构都以“二”作为主线,阐述了纳西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第一,从清浊难分、混沌交融的朦胧中分化出具体的天地、日月、山谷等,它们是以“二”的结构同时出现的天象地理、山川河流,“二”者相随相依,构成人类繁衍生息的空间场所,社会的兴盛衰亡、悲喜交替就在这个空间里发生演变,体现为空间和时间的有机结合,展示出事物发展之历时共时交融的形态。
第二,周围环境随着气候变化或人类活动的原因引起改变,其过程充满着不可捉摸的因素,纳西人把这种变化比喻为光的晃动,光因此成为灵性的喻体,是观念形态里神灵或鬼魔的象征物。光会瞬息万变,在不同的背景下呈现出相异的颜色。故事从五颜六色的光中选择了绿光和黑光,把“绿”当成清澈透亮的颜色,表达珍贵和喜爱的情感,并与白色相涵接,形容美好的事物,寄托喜爱的情感。与珍贵的“绿”相对的色彩是“黑”,指代为凶恶的事物,赋予厌恶的感觉。“绿”与“黑”作为表示喜怒之“二”的情感同时出现在传说当中。
第三,光又分别变化出黑白气团,接着又产生出声和气“二”种物质,这“二”种物质发生变化,产生了信仰体系中的精灵。声气同样具有好坏“二”重性质,各自产生了使人敬畏的善神和令人恐惧的恶鬼。朴素的物质变世界之唯物观和精神变世界之唯心观交织在一起,饱蘸着纳西人探索客观世界的艰苦经历。
这段故事纵横贯穿着“二”的对立和交互,从纵向看是不同颜色的光团、声和气分别作变化,产生了神灵和鬼魔。从横向论,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出现了黑白“二”个世界,“二”个世界中的善恶、神鬼既同时存在,又相互对立。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自然和社会中存在着“二”种互相对立消长、矛盾统一的神秘力量,由类似“二”种性质不同的神秘力量交替运动保持着自然的生机和社会的活力。

二、叙述事物重视“二”的运用
以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对立之“二”的构成叙述事物是东巴古籍的表达方式,相依相存的“二”种事物组成一对词组:天地、星宿、日月、高低、左右、男女、南北、白天黑夜、上下、白色黑色、头脚、犁架犁铧、鹤鹰、虎豹、鹿山驴、熊野猪、麂子獐子、野鸡锦鸡、野猫狐狸、水獭游鱼、沃田山地、猪狗、蛇蛙、头目长老、祭司卜师、能者智者、祖父祖母、金子银子、粮食货物、牛羊、高山深谷……
词组的先后在不同的古籍中有不同的顺序,不一定完全按照事物的性质加以排列,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大概的逻辑关系。总是以一对对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或相互对立的“二”种事物作为同一个概念,以韵律的形式出现在宗教古籍中,凸现了纳西人语言表达的成熟和探索自然的成果,从中透露出文化演变、信仰观念、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古代社会面貌。
东巴古籍的叙述追求圆范完善,祭司的内心出于对鬼神的敬畏,在祭坛前念诵古籍要十分认真,唯恐得罪了神鬼而产生伤害自己的过失,成对的词汇不能前后颠倒或随意组合。另一方面,念诵古籍是体现祭司水平的场所,吟诵置于大众的听觉之中,除了嗓音要响亮,段落和语句也要流畅顺利,朗朗上口,符合纳西语的表达规律。朗朗上口的基础则是句子和词汇本身的韵律、对仗和阴阳顿挫的声调。综合古籍本身的韵律和祭司的吟诵水平,要使听众感受爱恨喜怒的情感,与当时神圣、严肃的祭神驱鬼氛围相协调,它以“二”的词语组合来实现艺术表达的效果;再者,以“二”的组合构成同一概念体现了纳西人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成果。由于初始社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人们要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利用不同的地形地貌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而要利用环境,就必须熟悉其变化规律,掌握规律又要建立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只有如此,才能归纳出一对对相互关联的词组或概念。显而易见,用成对的词组表达概念是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总结。
对自然的规律性探讨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存,通过对自然的了解从事适合于当时当地的生产方式,是求得发展的最佳途径。诸如在野兽成群的大山中实行狩猎的方式,在适合于种植的环境里进行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同时豢养牲畜。从以“二”种事物相合为词组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纳西人的三种生产活动:一是狩猎,分辨出了习性相近的飞禽走兽之类别,如野狗与豺狼为一类,虎和豹为一类,野鸡与锦鸡为一类等等。二是农耕,因为词组里有犁架和犁铧相配对、肥田山地为一组的概念。三是豢养牲畜,出现了牛羊、猪狗分类组词的情况。
把对自然“二”重性之观察对应于社会现象,也得出独到的论断,反映出社会的组织结构,头目长老共同调解纠纷,其社会组织为血缘式家族或地缘性村寨,家族或村寨内以长者或头目为首为尊;在文化上反映出巫术和宗教的关系,先由行巫的卜师占卜,然后根据占卜的结果由祭司主持仪式求神驱鬼,所以要使祭祀灵验,必须是祭司和卜师互相配合;社会职能方面已经有脑力和体力的分工,能者为实践性的工匠,智者为理论性的指导者能者和智者相结合而克服困难,说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
除了协调与自然的关系而求取和谐相处的环境以外,社会上还存着敌对的势力,需要不断排除干扰。古籍中以“二”的构成组词之社会矛盾是:美利董主的对手是美利术主,高勒趣的对手是毒盘罗扭,伊世补佐的对手是牟毕朵那,莫盘恩浩的对手是牟巴窝卢,尤拉丁端的对手是楞期斯普,岛周欧吾的对手是毒纳岛梭。董家与术家相争,司家与哈家相争。类似对立的矛盾认识反映出纳西人的世界观,他们是在善恶对抗的关系中体现道德力量,在相互制约的因素中构建社会,在挑战应战中寻求发展的机遇,由对立的双方组成永久的历史。
纳西人依靠大自然而生存,但自然不是总给人类以福分,福分伴随着灾难。面对灾难,他们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以增强抗拒灾难的力量。从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中,看到好坏总是相依,祸福处处相随,正如庄子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于是幻化出宗教领域中的神鬼概念,自然好的一面幻化的神灵和灾难所想象的恶鬼处于同态状况,“二”者处于相互较量和此起彼伏的马鞍式运动中,折射出客观世界交替运动的规律。
东巴古籍中以“二”的相依相存来叙述神鬼的幻化现象,在祭神祈福仪式里,叙述的神灵有二十余对,无一不是以成对的方式称呼:天神和地神、沃神和恒神、卢神和沈神、盘神和禅神、嘎神和吾神等。在驱鬼仪式里,鬼也是成对出现:毒鬼和仄鬼、朱鬼和佐鬼、端鬼和铀鬼、垛鬼和铎鬼,楚鬼和尤鬼等。
一些神又与另外的鬼组成固定的二元对立关系,分别以“二”的组合结成对立消长的结构,两者此起彼伏,神灵在与鬼的较量中显示自身的威力。刹依威德的对手是米麻沈登,依谷阿格的对手是依谷丁纳,恒迪窝盘的对手是楚迪窝拿,恒衣格空的对手是呆那固恭,东巴什罗的对手是毒里巧巴拉利。

三、“二”在婚丧礼仪和占卜中的意义
“二”在人们生活中是吉祥的数字,日常的符号性表达为成双作对,它在生活中潜藏着变化的丰富内涵,每种事物都具有“二”重性,分为阴阳,两者不断转化,相生相克。一个又一个“二”的转换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状态,显露出事物变化和发展的进程。“二”的相依相存突出表现在婚姻和丧葬等民俗礼仪之中。
纳西族在婚姻中追求“二”的和谐,结婚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行为,它关系到子嗣的延续和家族的兴旺,凝聚着家人对吉祥的追求。缔结婚姻的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对“二”的向往,纳采的礼品要成对、请期往往选择双日、大小程序充满着“二”的组合,实现“二”的和谐是整个活动的核心。
婚姻中的“二”是繁衍后代的必要条件,“二”的男女圆房是延续祖宗香火的最终目的,亲朋好友用体现“二”的礼物来祝贺家族的盛事,以“二”的配置来推动婚礼的热潮。聘礼要成双作对,送鱼一定要两条,象征吉祥的双鱼;送衣服要同时做两套,分别送给新娘的父亲和母亲;最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是婚礼中的红糖,至爱亲朋送礼时,要在一个特制的肚圆篮子里装上白米,米上放两对(四块)油光发亮的红糖,妇女用红带子背上篮子到结婚之家庆贺。外人见到篮子上放着四块红糖,便知道是贺喜的礼品。夫妻双全、子孙兴旺的家庭往往是婚礼中的重要角色。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纳西社会里,形成许多没有实现“二”之孤单的禁忌,家庭忌讳形单影只,没有结婚的成年男女被人轻视,鳏夫寡妇称为“斥”,意为腐烂或者残缺。人们在平时生活中非常害怕出现类似的情况,唯恐残缺孤单的秽气干扰正常的人生运转。为此,结婚时鳏寡孤独者不去主持婚礼,没有成家的死者不能埋入祖坟。
丧礼是人们所忌讳的灾难,但生老病死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成年人死后要举行丧葬和超度仪式,把灵魂送到祖先群里,接受子孙一年三次的祭祀。送到祖先群里的含义是让死者延续生前的生活,夫妻在阴间重新团圆,共同开创生活。只有让祖先在阴间和谐美满地生活,才会很好地庇荫子孙。
祭奠死者时,要供一碗冒尖的米饭,上面放一双筷子。如果夫妻中有一人尚活着,那么一根筷子直插,一根筷子横放。如果祭奠者的配偶此前已经去世,那么两根筷子就横放。筷子的摆放方式无形中显露出重视二者合一的思维方式,它把夫妻看成是无法分离的整体。装殓时,如果配偶此前已经逝世,那么,子女要在棺材里放上作为与配偶相逢时带去的衣物,让死者到阴间夫妻团聚时以礼相见。
如果夫妻中有一人已经去世,那么,为后世者超度时的祭词强调死者要去到配偶身边,让夫妻延续生前二者合一的状态,这样两人才能在阴间重新创造生活,以“二”的和谐状况保佑后代。
结婚的内涵是男女结合,以二而一的方式组成家庭。后来,夫妻当中的一人先去世,那么一人在阴间,一人在阳间,变成一分为二的状态。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配偶去世,则又处于合二为一的状态。纵观人生沧桑,在“一”的基础上追求“二”的结合,夫妻总有一人先去,打破了“二”的格局。当另一人跟着去世,又组成“二”的结构,生命的历程处于二而一、一而二、二而一的循环过程。
“二”作为一种事物之阴阳两性的共生状态,双方互相依赖,又互相对立,以彼此消长的形式运动着,诸如黑夜白天,夜以继日,轮流转换;物体的冷暖随时转换,因温度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形态和性能;没有高,显不出低;没有黑,看不出白。“二”重性能从对方的存在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的阴阳直接表现了交替的韵律,他对阴阳的交替现象做了精辟的描述:“二者此消彼长,但即使其中一个达到扩张的高潮,也永远不会淹没另外一个;以致当其中一个在盛极必衰时,总给另一个的基本成分留下自由扩张的余地。就这样它们不断竞争与协作,直到在适当的时候达到某个反向的转折点,整个运动便从那里开始再重新一遍。”
从自然序列看“二”,它是“一”之后的数字;从未分化的整体意义来看,又是两个“一”的总合。依据“一”与“二”之间互相转化的现象,纳西人认识了天地之大道的循环、日月之运行的规律、阴阳之转化的吉凶,总结出天地相盖、日月相携、水石相依、高下相形、昼夜交替的现象,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相互依赖又不断转化,于是把“阳刚阴柔、刚柔相济”的原理运用于占卜之中,使“二”在占卜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事物的两极呈现对立或交互的态势,那么事物是发展的兴旺的、是走向发展的吉卦;如果保持单向或同极的状态,那么它是静止的、停顿的,为趋于消亡的凶相。人们从“二”的相互接触中观察事物的变化,“二”是预测事物吉凶的基点。
例如,丧礼中有一个程序称为“古朵”,在出殡以前,占卜者要为死者测其吉凶,把一个小猪头剖成两半,然后合在一起,以上往放在中柱旁边的簸箕里掷下,根据两半猪头的里外看其吉凶,若是一半为里(白),一半为外(黑),则认为是吉祥,反之则认定是凶相。
在为婴儿取名的时候,也要掷海贝为其名预测吉凶。先给婴儿择好一个名字,然后掷两个海贝,如果一个为正面,一个为背面成为交互态,那认为是吉兆,可取这个名;如果为同一个侧面,那认为不吉,要重新为婴儿选择另一个名字。
另外,在以“二”组成的词组中,蕴藏着结构上的主次关系,前后分别表示主动者和被动者。
从表示男女的习惯性用语观察,纳西语的词汇分成两类词组,一类为女在前,男在后。例如,“明鲁”意为“女男伴侣”,“命若”意为“女性男性”,“尼奴阿甘汝”意为“妻子丈夫”等,这类词是女在前为第一,男在后为第二,其造词心理是女性为尊为大的社会背景。随着男性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由此产生了另一类男在前、女在后的词组,例如“命若”意为“男女”,“阿爸阿每”意为“父亲母亲”,“阿老阿奶”意为“爷爷奶奶”。这类词组中表现的是男性在前,为主,女性在后,为次。
纳西文化中充满着二元对立构成宇宙的基本观念,“二”以相生相克的方式渗透于生产生活当中,贯穿在古人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活动之中。“二”从“一”分化、派生而出,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处于对立统一的状态,两者相辅相成,从此物的存在体现另一物的价值。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的概念,所展示的是纳西人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是以辩证关系处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最佳方式。
注:文章选自《丽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