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古城、纳西族东巴文化等珍贵文化遗产得以前所未有的保护与传承。由于众多著名专家学者来到丽江，东巴文化遗产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大热点；丽江古城传统建筑的价值因刘敦桢大师的考察研究，开启了科学保护研究丽江古城的先河；国难当头，丽江各民族爱国爱乡、和谐友善、多元融合等优秀传统文化同样焕发出新光彩；国内著名植物学家呼吁保护金沙江天然林资源。抗战时期对丽江文化及生态资源进行保护研究的实践，成为抗战中的丽江又一突出特点，值得深入挖掘、研究与阐发。
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抗战有效抵御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捍卫了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丽江承载文化，文化成就丽江。抗战时期，丽江各族儿女奋勇当先共赴国难，数千勇士出滇抗战，其中一千多壮烈殉国。同时，结合丽江实际积极开展文化抗战，保护传承与研究中华优秀文化宝库中的奇葩——纳西族东巴文化、丽江古城，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进一步展现丽江文化的独特价值及地位作用。
一、纳西东巴文化保护与研究进入承前启后新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纳西东巴文化引起国内学术界极大关注，纳西东巴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非常重要、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战后进一步深入开展保护、研究、传承、发展纳西东巴文化，以及纳西东巴古籍文献进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纳西族东巴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与独特价值。自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学者拉卡珀里尔、巴克等开始关注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学者开始的关注和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193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半农，鼓励北大纳西族学子方国瑜回乡收集研究东巴文化，1934年，纳西族学者杨仲鸿编有《麽些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1935年，方国瑜完成了《麽些文字汇》（《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然而，杨仲鸿的研究成果却未能出版问世，方先生的《纳西象形文字谱》也是一波三折，四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问世。
抗日战争时期，李方桂、罗常培、傅斯年、董作宾、傅懋勣、吴泽霖、陶云逵、闻在宥、李霖灿等众多国内著名学者，特别重视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著名学术大师李济之指出，对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值得若干人们钻研一辈子”；古文字学家董作宾认为纳西东巴东文化“值得大书特书”；历史学家顾颉刚称麽些文字“令人展观不忍释手”；古建筑专家刘敦桢在丽江见到纳西象形文时曾感叹：“近时美人……居此二十载，详为介绍，始稍为人注意，可愧也。”国内众多著名学术大师对纳西东巴文化的关注重视和研究，标志着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与研究进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起点。
抗战时期，众多来自内地的学者在丽江与纳西东巴文化结缘，许多人一日结缘便是终身结缘。如同穿上了“红舞鞋”，对东巴文化的研究再也停不下来，并不断推出研究新成果。而且是越研究越热爱纳西东巴文化，越赞叹纳西先民的聪明才智，越感恩先民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傅懋勣、李霖灿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
傅先生与夫人80年代在永安南里家中
傅懋勣，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抗战时期，傅先生前来纳西族地区考察研究民族文化时，对纳西东巴象形文字特别感兴趣，“一字一句之疑难往往沉思深故，旬日而不决”，其研究之认真与严谨态度令人敬佩。他在纳西族东巴学者和芳等帮助下，首先完成了《丽江麽些（纳西）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等专著。之后，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包括《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别》《从纳西族图画文字看纳西民族学的某些特点》《关于纳西图画文字和音节几个写本中一处正文的校定问题》《纳西族图画文字的结构特征》等学术专著。1987年，傅懋勣先生因病去世后，先生夫人徐琳教授在写给李静生（丽江东巴研究所专家）的信中说：“懋勣生病住院期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是对回国探视的小女婿说了，要他转告小女儿京起，以后要学习研究东巴文。”“懋勣在病榻上，而心挂的是纳西东巴文，东巴文在他心中有多么重的份量！” 傅懋勣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纳西东巴文化知音，玉壁金川永远缅怀先生！感恩先生！
“前半生玉龙观雪，后半生故宫读画”
李霖灿是抗战中结缘的又一位纳西东巴文化知音。1939年，李霖灿到丽江之后，与纳西东巴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得到民国教育部、中央博物院的资助和支持，在丽江深入开展搜集和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古籍工作。1943年，李霖灿从丽江前往中央博物院所在地的四川李庄，在纳西族学者和才和语言学家张琨帮助下，1944年编印出版了《麽些（纳西）象形文字字典》《麽些标音文字字典》等专著，著名学术大师李方桂、董作宾为之写序。指出麽些是东亚文字系统中“极重要的一个”。战后，李霖灿在台湾（曾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地，又先后出版了《麽些经典译注六种》（后增补本为“九种”）《麽些文字的发生和演变》《论麽些经典版本》《麽些文音调图表》《麽些迁徙路线之寻访》《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麽些经典》《玉龙大雪山》等专著。改革开放之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特授予李霖灿“荣誉公民”称号。
抗战时期新建的丽江国立师范，也十分重视对纳西东巴文化的传承研究。1941年，我国著名教育家汪懋祖创建丽江国立师范学校（因校址在南口新村故又称南口师范学校），首任校长为毕业于北师大的教育家宗亮东。丽江国立师范的教师大多为来自内地沦陷区来的青年才骏，其中有朱通、夏明、李明宇、冯国楣、李晨岚等。国师创建后非常重视对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设立有“北平图书馆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办公室”，由纳西族学者周汝诚主持，邀请通晓东巴文的东巴经师，对部分东巴经典加注音标、记录整理，率先组织开展对东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整理工作。到六十年代，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又组建有关抢救东巴文化机构，并将周汝诚从中央民族学院请回主持抢救整理翻译工作。八十年代初，丽江成立“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东巴文化研究室”，全面抢救整理翻译纳西东巴文化遗产。应该说，抗战时期丽师成立纳西东巴文化研究室，开创了成立专门机构保护研究纳西东巴文化之先河，其开创之功，不可被遗忘。新中国建立后丽江政府先后设立研究机构，全面开展抢救整理翻译之功勋，更是功德无量，永垂不朽。
抗战时期，除了成果卓著的学术研究活动，民间开展的东巴文化传承活动也十分精彩，特别是把东巴祭典活动与抗战救国时局紧密结合起来，城乡各地纷纷举办东巴祭典活动，祭祀缅怀在前线英勇牺牲丽江儿女，极大地增强了东巴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了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刘敦桢开启科学保护和研究丽江古城的先河
抗战时期，来自内地的专家学者同样关注对丽江古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特别是刘敦桢等古建筑专家学者，通过对丽江古城传统建筑的科学考察，首次指出丽江古城传统建筑具有的突出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认为“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的发展，丽江古城民居建筑将成为“重要参考资料”。此前，国内外建筑学界尚未关注过这一问题，这一考察研究成果对于丽江古城的保护、传承、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开启了保护研究传承丽江古城民居建筑的先河，刘敦桢大师堪称研究保护丽江古城传统建筑第一人。
刘敦桢（1897—1968年），字士能，湖南新宁人，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与梁思成齐名，建筑学界称之为“南刘（敦桢）北梁（思成）。”曾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著有《中国住宅概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等专著。1938年，刘敦桢调查云南古建筑期间，对丽江古城明清建筑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考察，对丽江古城民居建筑以及皈依堂、玉皇阁（光碧楼）、木氏家祠门坊、忠义坊、喜祗园、武庙、文庙、龙王庙、培风塔、琉璃殿、宝积宫、大定阁、玉龙寺（北岳庙）等进行实地考察，重点对建筑形式、材料、工艺、建筑年代等作了科学考察，对丽江古城传统建筑给予了极高评价。
通过比较研究，刘敦桢大师明确指出：丽江古城传统建筑“较昆明、大理，保存古法较多，且详部手法极富变化”；作为“茶马交易之地”（茶马古道重镇），当年丽江古城“市面繁荣，似略胜大理。”
刘敦桢大师在考察日记中对丽江古建筑给予了高度称赞，比如：“式样奇特，尚存古制”；“结构新颖，尚属初见”；“式样精巧，层出不穷”； “灵活美观，不拘一格”；“内部壁画，精美绝伦”；“犹存唐宋遗风”；“最为美观而富变化”等等。实地考察中也发现了地方志书中记载有误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有关建筑年代方面的差错）。
通过科学考察，大师认为丽江古城建筑具有独特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指出“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廊（传承弘扬），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首次提出了丽江古城建筑特别是民居建筑的独特价值，以及保护丽江古城的重大意义。
抗战时期，刘敦桢等国内专家学者对丽江古城建筑的考察结论，为科学保护和研究丽江古城有形文化遗产奠定了学术理论基础。刘敦桢大师来丽考察研究之后的数十年间，国内众多著名古建筑专家，包括葛如亮、吴良镛、郑孝燮、罗哲文、阮义三等沿着大师的足迹、思路纷纷前来丽江古城考察研究，为保护传承与开发丽江古城，特别是为丽江古城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丽江古城将永远铭记、感恩刘敦桢等古建筑专家！
抗战时期，丽江古城民居建筑得以较好保护、传承、发展，当然也得益于这一特殊时期茶马古道的繁荣发展。古城内不少商家随着业务发展，迫切需要扩大经营场所及改善生活条件，同时又有了相应的经济条件。于是，继明代开挖西河兴建木氏土府衙及西城区时期；清代“改土归流”后开挖东河新建流官府及东城区时期等之后，丽江古城又出现了一个新建、扩建、修缮前店后院、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特色民居建筑的历史时期（现在古城中部分重点保护民居正是这一时期新建或扩建的），进一步发展了丽江古城依山就水、错落有致、家家流水、户户花树的建筑格局与特色，极大地推进了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三、植物学家秦仁昌呼吁保护金沙江天然林
抗战不忘守护自然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与鲜明特色，纳西族东巴经典称“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兄弟”，双方和睦相处才能共存共荣，人类如伤害自然兄弟，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纳西族地区自古具有保护森林资源的文化传统。抗战中的丽江，在传承纳西族人与自然和谐传统，保护森林资源方面同样可圈可点。
抗战时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秦仁昌，以及冯国楣、蔡希陶、吴征镒、周映昌等国内著名植物学家来到丽江，他们在考察金沙江林区等森林资源时发现，这一时期的金沙江丰富森林资源正在遭到严重破坏。对此，植物学家们深感忧虑与痛心，他们在给中央政府农林部写的专题报告中指出：“昔日林茂，因滥伐焚烧，或夷为童山，或在加速破坏之中，如此惨痛情形，倘不立予设法制止，则恐不久将来，虽欲保护而不得，行见良木绝迹，棘荆遍地，即种子来源，反将向国外购买而未由矣。兴念及此，不寒而栗，愿政府当局及早回之。” 1943年6月，当局在丽江设立了“金沙江流域国有林管理处”，并任命秦仁昌兼任处长，明确管理处工作重点为金沙江两岸500米范围内1358万多亩的森林资源保护。毫无疑义，植物学家在丽江的考察及报告符合纳西族生态文化传统，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理所当然到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抗战时期前来帮助丽江保护森林资源的植物学家。玉壁金川大地将永远铭记与感恩。
还有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抗战时期国民党第11集团军曾到丽江南口建盖军官宿舍，他们不顾丽江的不砍周边水源林和风景林的习俗传统，就近在蛇山东园塔一带大肆砍伐松林，引发民怨，李凤芝、李炳王、和庚吉等纳西族知名人士带头进行制止，并上告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龙云又将其上报中央政府要求制止。最终，所建房屋改为国立丽江师范校舍。
四、 “诚心报国”等纳西族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发展
抗战时期，丽江各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承发展与升华，极大地激发了丽江人民团结抗战斗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共同书写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同时丰富和提升了丽江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其突出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传承弘扬“心归慈母”“诚心报国”历史文化传统，书写爱国爱乡奋勇当先抵御外辱的新篇章。丽江纳西族等各族先民自汉代就形成了“心归慈母”（见《白狼献歌》）的国家认同意识，明代更以“诚心报国”著称。近代中法战争中，数百丽江儿女为国捐躯。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形成了丽江各民族空前团结，共同抵御外辱的新局面，成千上万优秀儿女奋勇当先出滇上前线，其中，一千多纳西儿女壮烈牺牲；后方广大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节衣缩食，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支援前线；老人积极鼓励儿孙、学生“忠心莫落后，抗敌必争先”奋勇当先上前线。丽江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壮举，充分体现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并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得以丰富升华，更加光彩夺目。
传承弘扬“天雨流芳”（纳西语意为“去读书学习”）历史文化传统，书写教育救国、教育兴边新篇章。丽江自古有重视教育，积极学习汉文化的优秀传统。抗战中的丽江进一步传承弘扬“天雨流芳”传统，坚持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结合实际积极开展文化救国、教育救国运动。文化界人士拿起笔做刀枪，自费创办报刊，吹响滇西北抗战号角，号召各族人民团结抗日救国；揭露日寇暴行，歌颂抗日英雄。抗战中的丽江教育质量与数量明显提升：丽江中学（省立三中）办学质量居全省前列，成为当时省内公认的最好中学之一；丽江县境的中学数量由一所发展为三所（新增国立丽江师范学校、丽江县立中学）；民众纷纷捐资新建、扩建小学，其中包括三仙姑小学、束河中心小学；幼儿教育从无到有，民众捐资创建的黄山幼稚园，受到前来考察的中央教育训导团高度评价；各级学校不断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丽江城乡各地唱响抗战歌曲、贴满抗战标语。抗战中丽江教育，不断培养了一批批滇西北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人才，并为后来丽江实现和平解放、创建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人才、智力等重要条件。
抗战时期的丽江教育，也是丽江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非常难能可贵的时期，值得深入总结与弘扬。
传承弘扬“和合友善”历史文化传统，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新篇章。丽江自古倡导和追求和谐和平，各民族团结友好往来。抗战时期，丽江人民这一良好文化传统得到充分传承发展，热情接待来自沦陷区的同胞，与前来丽江经营茶马古道的外地客商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包括与前来丽江创办“工合”事业的顾彼得等外国友人，推进丽江“工合”事业快速发展。与美军白沙航空站的官兵同样友好相处，在生活上给予多方帮助；全力救助驼峰航线上坠机的美空军机组人员，其中抢救生还者有9人，为八位坠机牺牲烈士立碑安葬。
抗战时期的丽江，充分体现出中华“各民族情感相亲”，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优良传统。当年从沦陷区到丽江的青年学子李霖灿（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深情回忆说：“我至今尚在感激，丽江父老见到我们无所依归，便特别仁厚地曲予护佑，各方面特予扶持，遂使我们有了温暖的安全之感。”“在我最艰困的时候，你们接纳了我；在我生命最茁壮的时候，你们保育了我，度过了逝水流年最美丽的一段时光”。抗战中的丽江有许各民族亲密无间、守望相助、共赴国难的历史佳话。“和合友善”文化传统得到大力传承弘扬。
传承弘扬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优良传统，书写“各民族文化相通”的新篇章。抗战时期，许多来自全国各地学者、学生、军人、工商界人士进入丽江，在推动丽江抗日救亡的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了丽江古城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传统与特色。
传承弘扬丽江爱国爱教、宗教和顺的文化传统。抗战时期，顾彼得曾发现丽江是一个“令西方传教士绝望”的地方，多年来西方教派“枉费心机地设法立足于这个地区”，但是“没有一个纳西人成了基督教徒。”当然，丽江纳西族并不拒绝外来宗教，而是倡导爱国爱教、宽容包容，信而不笃、多教和谐、顺其自然，为我所用。国难当头，宗教界人士积极为抗战救国鼓与呼。其中包括丽江的藏传佛教圣露活佛、督噶活佛等，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爱教思想，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称赞。纳西族谛闻法师，撰写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为抗日救国再告全国佛教徒书》，反映出高度自觉的爱国爱教之心。纳西族东巴祭师纷纷为抗战阵亡将士举行祭奠仪式，比如台儿庄战役之后，在鸣音村举行祭奠抗日阵亡烈士的东巴大典中，有来自丽江各地的252位东巴参加。对于保护传承东巴文化遗产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五、化危为机推动保护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会给文化及自然遗产造成巨大的破坏。丽江文化遗产也曾在战乱中遭到过严重破坏，比如，明末清初的流寇之乱、清咸同年间的滇西之乱都对丽江古城文化造成了极大破坏。但是，丽江历史上经历的“元跨革囊”“洪武西征”等重大战争中，丽江传统文化并没有遭到重大破坏，原因在于丽江先民具有化危为机顺势而为的文化传统与智慧。在面临战争到来的关键时刻，如能够临危不惧、顺势而为、化危为机，战事也会转化意想不到的发展新机遇。丽江文化在抗战中就获得了这样的意外与幸运。原因主要有四：一是丽江地处抗战大后方，丽江古城等珍贵有形（物质）文化遗产，未曾遭到日寇轰炸与占领造成的破坏；二是抗战期间全国众多著名专家学者纷纷来到丽江，丽江珍贵文化遗产由此遇到了许多贵人，他们对丽江文化的关注与厚爱，极大地推动了丽江文化的保护、传承、研究工作；三是丽江文化天生丽质，具有超越时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保护传承研究丽江传统文化，也是文化抗战，保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四是丽江各族人民具有化危为机、顺势而为的智慧与传统。
善于化危为机，是抗日战争时期丽江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传承和研究历史实践留给后人的最重要启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