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巨鸟崇拜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很多民族文化当中，青藏高原的琼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象雄文明的东向传播，琼文化元素不仅在藏文文献中随处可见，东巴文献和韩规文献中也能够找到这种巨鸟崇拜的影子。而且通过对藏文、东巴、韩规三种不同文献中的琼文化进行比较和分析可知，琼鸟作为古象雄的一个文化元素，在上述三个文化传统中有着相似的文化呈现。象雄文明琼鸟文化的东向传播，应该与公元7 世纪吐蕃征服象雄和公元8 世纪吐蕃灭苯导致大量苯教徒逃难和东向迁徙的历史事件有关。中国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不仅存在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而且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为增进文化共识，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韩规文献；东巴文献；苯教文献；琼鸟

琼是藏文 ཁྱུང་།（khyung）的音译，在现代汉语文献中经常被翻译为“大鹏鸟”“金翅大鹏鸟”等，但由于琼本身与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有很多本质上的不同，故本文称其为琼鸟，以示区别。琼在藏文化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青藏高原文化中独特的神鸟，对其崇拜的源头可追溯至藏族起源神话；二是指琼氏部落，这是一个在藏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氏族，其发展史几乎贯穿了从古代象雄至今的藏族历史。琼部落大致起源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世纪 ^[1]100，在其迁徙的过程中，琼文化与不同地区的文化产生了交往和融合，并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留下了深层交流的印记。本文以琼文化为切入点，对藏族苯教文献、普米族韩规文献和纳西族东巴文献中的琼鸟和白海螺琼鸟形象来源进行分析，试图解析琼鸟这种文化元素在苯教文献、东巴文献和韩规文献三种文献中的不同呈现。

一、苯教文献中的琼鸟

藏文苯教文献中的琼鸟研究成果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石硕的《川西北嘉绒藏人与象雄琼氏渊源关系探讨》^[2]，从汉文史籍中所记载的汉代川西北“卭笼”文化内涵的挖掘及其与“駹”部落的对应关系入手，结合藏文文献中有关象雄琼氏从古象雄西部的卡佑东迁至嘉绒地区的记载，对嘉绒藏族和象雄琼氏家族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了探讨。同美的《神鸟、象雄与嘉绒》^[3]，分别从文献学、语音学等不同研究角度对琼在部落姓氏、历史地理范围和琼鸟文化元素体现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苯教文化也是琼文化依附的主体。苯教的历史可分为斯巴苯教和雍仲苯教两个阶段，斯巴苯教是青藏高原藏族先民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文化传统，而雍仲苯教是受到以佛教为主体的其他外来文化影响后的苯教传统，这两种文化传统及其历史发展阶段构成了青藏高原苯教的全部历史。斯巴苯教文献可进一步分为前佛教斯巴苯教文献和后佛教斯巴苯教文献两种，前者在佛教传入之前形成，没有受到任何佛教浸染，公元 7 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中部后，尚未受到影响的藏地其他地区产生的苯教文献即属此类，其主要特征为原始性、本土性和独创性，故称之为前佛教斯巴文教文献。后者于公元 7 世纪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公元 8 世纪至公元 11 世纪，佛教的传播范围基本在卫藏地区，该区域的斯巴苯教文献中出现了如“三十三天” “方法和智慧”“五毒”“三毒”“孽障”等来自佛教的概念和词汇。所以后佛教斯巴苯教文献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影响，但整体内容及话语体系仍然为斯巴苯教传统。 

藏文文献中的琼鸟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为鸟型神灵，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琼鸟崇拜；二为琼氏部落，来自古象雄西部的古老氏族，将苯教和象雄文化一路从冈底斯山脚下沿途传播至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

首先，作为神鸟形象出现在不同藏文文献中的琼主要是以仪轨为主题的鸟型神灵，藏文文献中有大量的篇目与其相关。甘肃、青海、四川等涉藏地区民间流传着数量众多的苯教古文献，随着岁月的推移和后期传抄过程中的不断重构，其篇幅长短和内容都有所不同，最终形成了数量庞杂、内容广泛的苯教文献集成，其中关于琼鸟的文献更是涉及以仪轨为中心的琼文化的传播和琼氏部落的历史等内容。近年来，在有关琼鸟的文献研究中还有众多关于“夏当”文献的研究。“夏当”是藏文“བྱ་རྡང་།”的音译，这个单词在不同的手写文献中还有如“བྱ་ལྡང་།”“བྱ་རྟང་།”等不同的拼写方式，其直译意为鸟落脚的架子，如今在民间最普遍的指向是家养鸡在晚上落脚的两头悬挂起来的横向木棍，显然，“夏当”这个词的概念和指向已经产生变化。需要说明的是，鸟和鸡在藏文中使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文献中的“夏当”被理解为“琼鸟栖息的树架”更为合理，因为夏当仪轨中的“夏”明确指向琼鸟。阿旺嘉措在《民间苯教及祭祀者“莱坞”的经书内涵及其文化特征》一文中也提到 ：“夏当是指祭祀山神时用草做成鹏鸟的形象给山神，鹏鸟是山神之鸟，代表男性。在迭部民间有个习俗，每当祭祀山神时，用草编一个鹏鸟，称之为‘夏当’，用来祭拜山神。”^[4] 虽然阿旺嘉措采用了“鹏鸟”来说明，但是明显指代琼鸟，这也说明在苯教地区仍然有大量的苯教文献包含琼鸟文化的信息遗存。

其次，琼氏部落是体现琼鸟文化形象在历史维度上最好的载体。虽然关于琼氏历史的文本大都以神话式的叙述呈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诸多与苯教琼氏部落相关的历史文献，或者相近民族或部落的历史文化文本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对关于苯教藏文文献中琼氏起源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梳理和信息整合，再结合石硕在《“卭笼”解读》^[1]92-100 和《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5] 等文章中为《后汉书》等文献记载研究提供的佐证，基本可以将这一部落的起源年代推定为公元前 2 世纪至 1世纪前后。琼氏家族在古象雄崛起后逐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氏族之一，在象雄和吐蕃的历史进程中，琼氏部落东迁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话题，苯教传统文献将其原因描述为为了传播苯教，但实际上，更为重要和更为明显的历史原因则是吐蕃灭苯。公元 7 世纪松赞干布征服象雄后，以琼氏部落为主的象雄王室和大量与象雄政权有关联的苯教徒避难逃亡。大约一百年后，另一位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为了推广佛教而强力灭苯，大量不愿意放弃自己文化传统的苯教徒再次逃难。苯教遭受的灾难更加强化了苯教徒们传播苯教文化的决心。这两次大逃亡的路线基本上都是路经北部那曲大草原向东迁徙，成为苯教历史上东向迁徙的壮举。因为琼氏在东向迁徙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大量记述琼氏历史及其东迁的文献，现存琼氏的史志文献就有十几部之多。大多数东迁苯教徒在以琼波六峰山^①为主的苏毗地区停留并繁衍至今，因此该地区也被称为琼波，即今西藏那曲的巴青县、索县和昌都市的丁青县等地，走得最远的一部分到了青藏高原最东部的嘉绒，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嘉绒十八土司中很多土司将自己部落的历史溯源至古象雄的原因。还有迁徙到康区和安多的琼氏部落，在这些地区至今可见琼氏后人的印记，他们与周边不同族群频繁地接触和交流，实现了早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交流。

二、东巴文献中的琼鸟文化元素

纳西东巴文化和藏文化二者无论从表象还是深入其内涵，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其中苯教文献与东巴文献就是这一特征的具象载体。藏文化部分内容与纳西民族的土著文化进行融合，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纳西族文化传统。对纳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也成为了解同一文化元素在两个民族间传播并形成独具风格现象的完美案例。在纳藏文化研究中，石泰安在《汉藏走廊古部族》^[6] 一书中认为云南丽江木氏王爷与藏族穆氏部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 1382 年。赵心愚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7] 中也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可靠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梳理纳西族与藏族之间关系的发生及其历史，两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发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木仕华的多篇论文如《纳西东巴艺术中的白海螺大鹏鸟与印度 Garuda 藏族Khyung 形象比较研究》^[8]297-334《纳西族东巴教“神路图”与藏传佛教“生死之轮”比较研究》^[8]573-594 等，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梳理了纳藏两族文明的交集与融合之处。

苯教的琼鸟与东巴教中的白海螺大鹏鸟在仪式中所体现的功能十分相像。琼鸟与白海螺大鹏鸟在仪式中分别针对藏族文化中的鲁系神灵和纳西文化中的署神灵而出现，藏文化中的琼与鲁、纳西东巴文化中的大鹏鸟与署均属于禽蛇争斗母题文化的具象表现。

在纳西东巴文化中，纳西祭署经典《休曲署埃》^[9]111 中出现的大鹏鸟与蛇类神灵相争的情节也属于禽蛇争斗类的母题，包括其他一些祭祀仪式专用的经典中也不乏此类情节出现，但有时大鹏的形象也会变成孔雀，如丽江县文化馆藏的石印本《懂述战争》中也有“天上降下金黄色的孔雀，把黑蛇吞下去”^[10] 的表述。在纳西东巴文化中孔雀也同样被视为神鸟、吉祥的象征^[11]，故在纳西族传统的孔雀舞中吃蛇的动作也就成为舞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有学者系统地讨论了对纳西东巴文化署神灵的崇拜，美国学者洛克 ^[12] 认为纳西人有关署的神灵崇拜与印度那迦崇拜属于同一神灵系统，并认为纳西人关于那迦崇拜之文献的年代可以上溯到藏族的原始苯教传播时期，而不是后来融汇了佛教内容的苯教，并坚信署神祭祀经典的直接源头就在苯教关于鲁神的文献中。无论署神灵的源头是不是苯教经典，抑或是如其他纳西族学者所认为的是纳西族本土固有的文化元素，都毫无疑问的是署类神灵与大鹏鸟所产生的对立关系，和以此引发的大鹏鸟在东巴仪式文本中的功能及作用，均与藏文化中的琼鸟与鲁类神灵相似。

另外，与巨鸟崇拜常常一并出现的卵生说在东巴文献中也有很多例子。纳西族东巴经典《马的来历》^[9]176-178 一文中，记载了鹏鸟休母在众山之母那什罗山顶上生下了九对卵，后孵化出马的故事。卵生的神话故事母题在其他民族中同样屡见不鲜，藏族神话中也有同样的母本，琼氏更是将琼鸟看作是自己的祖先，白琼、花琼、黑琼和黄琼等不同的分支也是从不同颜色的琼卵中孵化而来的。目前关于藏族卵生说的起源，石泰安^[13] 认为世界系一卵孵化的观点事实上已经存在于《摩诃婆罗多》中，他的观点也普遍得到西方学者的认同。同样，图齐^[14] 也认为藏族卵生神话明显受到了来自印度和伊朗的影响，张云 ^[15] 认为卵生说则有古印度人《梨俱吠陀》、《百道梵书》和《歌者奥义》中所传“金卵论”折射的光芒。无论卵生说是否真正起源于湿婆教，或起源于印度，这种观念都与冈底斯山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冈底斯文明几乎可以被看作是青藏高原文明的底色或基础，在目前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无法确认卵生说真正起源于何地或何种文明的情况下，虽然不能否认卵生说来自于印度，但同样也无法排除卵生说真正起源在青藏高原的可能性。这一古老的神话和观念在东巴文献中的传播，恰好也说明了这一观点。 

关于白海螺大鹏鸟的字源和艺术形象考证，木仕华已经在其文章中进行了完整并令人信服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论是文本还是艺术形象，藏族的琼鸟与印度文化中的迦楼罗、纳西文化中的白海螺大鹏鸟明显属于同一文化系统。通过对《庄子·逍遥游》中大鹏形象和功能的研究，可知其有不同的走向。《庄子》运用大鹏这种特定的形象是为了表明得道者的无己、无功、无名思想，此处的大鹏鸟并没有神话学意义上的特点，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精神境界。佛教传入我国中原后，印度的迦楼罗由于与大鹏同为巨鸟形象，便被翻译成更便于中原文化理解的大鹏鸟或金翅大鹏鸟，原本用来体现精神境界的大鹏便与迦楼罗的形象、概念产生多维度重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由此可见，不论是印度文化中的迦楼罗、中原文化中的金翅大鹏鸟，还是藏族文化中的琼鸟、纳西文化中的白海螺大鹏鸟，这四种巨鸟崇拜背后所体现的本质仍然是历史上的文化传播与交融。随着佛教的传入，巨鸟崇拜逐渐在各个地区的文化中与当地文化结合并不断具象化，融入本地民族文化底色中，并形成了不同的鸟类神灵。尽管称呼不同，产生的源头不同，但通过同一种文化的传播路径和民族间不断地交往和交流，最终形成了相近的文化传统，而纳藏文化之间的琼鸟与白海螺大鹏鸟则是此类文化传播和融合的完美实例。需要说明的是，琼文化在藏文化中的存在比起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要早很多，这一点从《后汉书》中有关卭笼的记载和松赞干布征服象雄时琼氏家族早已成为象雄王室重要势力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到明显的佐证。被称作“ཁྱུང་རབས།”的众多琼氏史志文献还详细记载了琼氏家族在象雄诞生的历史和传说，但这些文献普遍属于口传历史记录成文的文献，不足以视为信史。有趣的是，这些史志文献普遍认为，一只被称为琼的巨鸟降落在远古象雄西部一个名为卡佑的地方，生出黑、白、花三个卵（又说黑、白、花、黄四个卵），并从中孵化出琼氏最早的三个（或四个）祖先，他们繁衍成为白琼氏、黑琼氏、花琼氏三个（或四个）分支部落^②。

三、韩规文献中的琼鸟文化元素

韩规文献是我国少数民族文献古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目前研究成果较少的领域之一。本文以普米家藏韩规文献《智慧巨型琼鸟文》^③为例进行解读，考察韩规文献与藏族琼鸟文献的文化共通之处。

首先，该文献从起始就有描述琼鸟的内容，“在宇宙空间一刹那的时间里，如同鱼跃出水面一般，瓦塞（苯教神祇）神化身为一只黑色的琼鸟，头部遮盖了东方圣神洲、右翅遮盖了南方瞻部洲、左翅遮盖了北方俱卢洲、尾巴遮盖了西方牛贺洲。从头顶化生出十万余琼鸟，从颈部化生出十万余土琼鸟，肚脐化生出十万余水琼鸟，秘密处化生出十万水琼鸟，神兵从头顶如乌云翻滚一般降临，塞（གསས།）神兵从其右翅如狂风般卷来，血海从其左翅如暴雨般击下”^④。从文中也能看出文献明显受到佛教文献《俱舍论》的影响，其中“东胜神”“北俱卢”“南瞻部”等俱为佛教宇宙观中的文化元素。紧接着，在该文献的第 4 叶，“琼鸟从世界之顶俯瞰，如意宝在其头顶闪闪发光，如日月般的双眼光芒四射，嘴爪如天铁之矛般锋利，翅膀如火山堆般熊熊燃烧似乎要遮蔽三千世界，琼鸟的啼鸣声响彻三域世界”^⑤。文中所提的三域世界应是苯教文化中经典的上天界、中年界、下鲁界的三界宇宙观的体现。如果我们抛开文献本身是一部韩规家庭世代相传文献的文化归属，而只考虑文献中的巨鸟信仰和藏文书写方式，一些研究者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部有关琼鸟的藏文文献，而事实上文献中的所有信息也确实能够确定，韩规文献中琼鸟文化的来源与藏文文献中的属于一脉相承。

另外，文献中频繁提到的 བོན། 即苯教的苯字^⑥，不仅频繁提及并明确指向苯教，且从文献的内容来看，几乎所有提及的神灵皆为斯巴苯教神祇，如文献中出现的达拉美巴、瓦塞、瓦钦盖阔、普巴和斯贝杰姆，都来自苯教神灵系统，这些神祇的名称、功能、形象都与青藏高原的斯巴苯教同出一辙，说明这些文献所反映的内容为纯粹的苯教内容，与斯巴苯教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从文献中的文化元素上看，藏地随处可见的琼鸟形象大都嘴里衔着一条蛇，或者两只爪子里攥着一条蛇，而此处的蛇通常是鲁神的化身。在苯教古老的三界宇宙观之上天界、中年界、下鲁界中鲁神的形象变化多样，其本身的形象也经过了一定的发展过程，但代表的也大多是地下的、跟水有关的水生或两栖动物。这些鲁界的动物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也被认为是会带来各种疾病的神灵。蛇类与鸟类的相克关系在世界的各个文明中都屡见不鲜，如印度《罗摩衍那》等作品中以蛇为原身出现的那伽就与迦楼罗是敌对关系，在古老的琼文化中琼鸟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以蛇为代表性形象的鲁神的克星。所以，至今藏地民间认为，因冒犯鲁神而引起的各种疾病和灾难都可以通过修行琼神的法门或举行琼神的相关仪式而得到治愈，嘴里或爪中有蛇的琼鸟形象在藏地自然而然地家喻户晓。这个典型的琼鸟形象也在《智慧巨型琼鸟文》里被解释为琼鸟的九个特征之一：嘴里衔着黑蛇，是降服各种鲁魔的标志^⑦。

再次，从文献的本质来看，《智慧巨型琼鸟文》是一篇关于琼鸟形象及其功能的文献，其中以九个特征为标志的琼鸟整体形象及其具体象征意义，使我们看到了韩规文化中的琼鸟形象与藏文化中的琼鸟形象二者象征意义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充分证明了琼鸟在我国西南地区多民族中的传播路径和区域，以及这个形象在西南多民族文化传播中至今没有中断的活态传承。从这篇文献内容中的某些特定佛教词汇的出现可以判定它属于后佛教斯巴苯教文献，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但除了夹杂着少数佛教词汇外，其整体结构、知识体系和表述语境则均为斯巴苯教文献，仍然完整地继承了藏地琼文化最基本的内容。

最后，从语文学的角度审视文献中的词汇，也可以发现它准确地继承了古藏文的语文学特征，比如原文为：ལྷ་གཞི་ཤུག་པ། དབལ་གསས་མེ་བྷར(འབར)། འབའ་འོད་ཁཾ་སེ་ཁཾ(ཁམས་སེ་ཁམས)་། གློང(ཀློང་)གསས་འོད་འགྱུའ(འགྱུ)་གློག་འོད་ཁྱུག་སེ་ཁྱུག(འཁྱུགས་སེ་འཁྱུགས)་། མཁྱིང(མཁའ་འགྱིང)། ཁྲོའོ(ཁྲོ་བོ)། གྱད་འགྲོས་སྡེམ་སེ་སྡེམ(ལྡེམས་སེ་ལྡེམས)། བདུད་ནག་མེ་འབར་བདུད་འདུལ་ཙིག་སེ་ཙིག(ཙིགས་སེ་ཙིགས)། གནཾ་དྲག(གནམ་གྲགས)། དར་ཆེན་གསུང་ལྷང་སེ་ལྷང(ལྷངས་སེ་ལྷངས)། སྔོམ་ཆེན(རྔམ)་ཆེན་འཁྱེལ(འཁྱིལ)པའི་ཕྱག་བརྒྱའ(རྒྱ)་ལོག་སེ་ལོག(ལོགས་སེ་ལོགས)་།^⑧ 在这段文字里，缩略语和叠音词显得异常醒目。首先，缩略语如མཁྱིང་། ཁྲོའོ། གནཾ་དྲག 等是藏文文献对一些特定的词汇甚至短句进行缩写的一种特殊的书写方式，是在木刻板产生之前用手抄方式书写和传播所形成的一种简写方式。这种方式在寺院文化中因为木刻出版方式的出现早已基本绝迹，但在民间长期成为主流的传播方式，直到现代逐渐被木刻、现代化的复印、打印等方式取代。另外，叠音词如ཁྱུགས་སེ་ཁྱུགས། ལྡེམས་སེ་ལྡེམས། ལྷངས་སེ་ལྷངས། ལོགས་སེ་ལོགས།等，是根据一个形容词的最后加字字母ས།，加第三元音符号引出之前的形容词形成重复，以强调形容词所表现的程度的特殊形式，也是只有在古藏文中才可以看到的。

除了苯教本身的内容以外，佛教的影响同样成为此类文献的一个特点。韩规文献接受佛教相对比较晚，在原本信仰苯教的基础上，后佛教斯巴苯教文献和仪轨中的一些佛教概念和词汇应该是他们接受的最初的佛教内容。比如《智慧巨型琼鸟文》中，“三世佛”（第2 叶背）、“三千世界”（第4 叶背）等，在《神基柏树经》中的“孽障”（第3 叶背）、“五毒”（第3 叶背）等。在确定了该文献与苯教文献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后，这些词汇都充分说明了上述文献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结语 

通过对藏族琼鸟文化在仪式、文本和琼氏家族等方面体现出的文化内涵，纳西族白海螺大鹏鸟与署神的相克、琼鸟与鲁神的对立，以及普米韩规文献《智慧巨型琼鸟文》等的解读，均可看出琼鸟这一独特的文化元素在我国西南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产生了不同民族文化间深层的交集和融合。

首先，三个民族文献中的琼鸟元素均有与蛇类形象的对立关系。蛇与鸟的相生相克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屡见不鲜，文中提到的三种巨鸟形象也不例外，苯教文献和韩规文献中的琼鸟与鲁神对立，而东巴文献中的金翅大鹏鸟同样是蛇形神灵的克星。其次，东巴文献中的金翅大鹏鸟和苯教文献、韩规文献中的琼鸟在形象上也有着同源的联系。再次，从韩规文献中体现出来的琼鸟能够看出其与藏文化中的琼鸟形象基本一致，属于一脉相承的同源关系，甚至从其特定的词汇选择可以判断出文献属于后佛教时期的斯巴苯教文献，这也为我们对文本本身和韩规文献中琼鸟的产生与发展的了解提供了更多的时间线索。而且通过对藏、东巴、韩规三种不同文献中的琼鸟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琼鸟作为古象雄的一个文化元素，在上述三个文化传统中有着相似的文化呈现。其传播年代和路径应该与公元 7 世纪吐蕃征服象雄和 8世纪吐蕃灭苯事件导致苯教徒大量逃难和东向迁徙的历史事件有关。中国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不仅存在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且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为缩小族际差异、增进文化共识、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独立发展和存在，不仅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文化交流和融合，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是同样如此。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缔造、发展，最终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长卷。

注释：

①又译名为孜珠山，位于现西藏自治区丁青县。

②详见协祖热纳著《琼王宇赤传承史绿松石文书》，见那曲地区文史资料编辑室编《那曲地区文史资料》第21辑，藏文。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③《智慧巨型琼鸟文》原文由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的拉先教授提供，翻拍于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普米文化保护协会。共7叶，13页。

④此处出现了“土琼鸟” “风琼鸟”和“水琼鸟”，其中后者出现了两次，可以看出，这个语境中作者想表达的是土琼鸟、风琼鸟、水琼鸟、火琼鸟，即琼鸟的四元素属性，只是书写中遗漏了火琼鸟，重复了水琼鸟。见《智慧巨型琼鸟文》手抄本第1叶背至2叶正。

⑤见《智慧巨型琼鸟文》手抄本，第4叶正。

⑥如第8叶，原文为“ན་མོ་ལྷ་བྱིན་བོན་དང་དབལ་འཕུར་ལྷ། དེ་རིང་བདག་ལ་གསོན་ཞིང་དགོངས་སུ་གསོལ།”

⑦见《智慧巨型琼鸟文》手抄本，第6叶正。

⑧《神基柏树经》手抄本，第4叶背。

参考文献：

[1] 石硕 .“邛笼”解读 [J]. 民族研究 ,2016(6). 

[2] 石硕 . 川西北嘉绒藏人与象雄琼氏渊源关系 [J]. 民族研究 ,2017(3):69. 

[3] 同美 . 神鸟、象雄与嘉绒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4):86. 

[4] 阿旺嘉措 . 民间苯教祭祀者“莱坞”的经书内涵及其文化特征 [J]. 西藏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4(1):116. 

[5] 石硕 . 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 [J]. 民族研究 ,2012(3):85-93. 

[6] 石泰安 . 汉藏走廊古部族 [M]. 耿昇 , 译 . 北京 :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3:86. 

[7] 赵心愚 . 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 [M].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43-143. 

[8] 谢继胜 . 沈卫荣 , 廖旸 . 汉藏佛教艺术研究 : 第三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C]. 北京 :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9] 柳志武 . 东巴经典选译 [M].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111. 

[10] 和正才 . 懂述战争 [M]. 李即善 , 译 . 丽江县文化馆石印本 1963

[11] 木仕华 . 纳西东巴文白海螺大鹏鸟字源考 [C]//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2010:571. 

[12] 洛克 . 论纳西人的“那迦”崇拜仪式——兼谈纳西宗教的历史背景和文字 [G]// 白庚胜 , 杨福全 . 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 [G].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322. 

[13]KARMAY.The Appearances of the Little Black-headed Man[G]//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M].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1998:240. 

[14] 图齐 . 西藏的苯教 [G]// 金文昌 , 译 .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 第 4 辑 . 拉萨 :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143—145. 

[15] 张云 . 丝路文化·吐蕃卷 [M].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6.

注：本文原载于2023年第四期《青海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