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姓方，名国瑜，字瑞臣，云南省丽江县人，纳西族，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十八日诞生。因不通汉语,九岁始发蒙读书。自谓“资质粗笨”故勤奋补拙。读《论语》“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不甘居下，自署书屋为“困而好学斋”以自勉，促居书屋，终日伏案，所读四书五经诸子之文，至老犹能背诵如流。

1922年夏，先生毕业于旧制中学，乃离乡远游，1923年4月到达北京。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以学习勤奋、品学优良见重于师友，先生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相号召，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与同班好友湖南谢伯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后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干事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在天安门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北京市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就在这一天发行创刊号，这个刊物的主办人是云南剑川人张伯简。早在丽江念中学时，先生就读过张伯简从法国寄来的共产主义宣传品，对张十分仰慕，得知张伯简在京主办革命刊物，便主动与他取得联系;又通过张伯简认识了《向导》周刊的发行人李树青。在担任全国学生总会干事期间，先生与谢伯屿、吴平地(中共党员)等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生去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要求赶走黎元洪、曹锟，迎接孙中山先生来京组建“临时政府”。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先生被举为学生代表，进入火车站月台迎接孙中山先生入京。

1925年，先生参加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游行示威时，先生奋勇当先，与警察英勇搏斗，右臂被打伤。先生不因此畏惧退缩，斗志愈高，为揭露上海“五卅”惨案的暴行，在伤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毅然率领一个学生小分队到天津、济南、南京、扬州等地宣传。返京后，先生即加入云南左派学生组织“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积极鼓动革命。

1926年夏，先生患大病住院，不久休学回家。1927年龙云等四镇守使发动云南“二・六”政变，战乱蜂起，土匪横行，先生困在丽江，埋头读书。1929年秋，北上复学。因挚友谢伯屿、吴平地于1927年4月与李大钊先生同时被捕，又同时慷慨就义，先生无法与党取得联系。因大革命失败，学生组织涣散，学生运动沉寂。而“整理国故”之风方兴未艾，先生乃立志于国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争光。复学时便要求入北师大国文系本科，系主任钱玄同，以先生在预科读书时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在本科二年级注册。

1930年春，在钱玄同的鼓励下，先生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指导。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垣(援庵)见先生所写《中国道教史》颇有见地，知先生是边疆少数民族学生，殊为器重，指导他选修大量史学课程，并从杨树达、梁启超诸学者治史地之学。先生回忆说:“我在北京求学期间，多闻议论、开阔眼界，稍知读书门径，想以学术上成就最高的几位先生为榜样来深造，曾刻意读《章氏丛书》，觉文笔深奥、论说抽象;又读《饮冰室集》，觉感情奔放、议论酣畅;读王国维、陈援庵先生的论著，感到朴质存实，方法严谨。读王先生书，将创新意，作文议论;读陈先生书，有所补苴，多作札记。因此王、陈两先生对我影响较大。还有冯承钧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作数十种，也有人翻译日本学者所作西域南海论著，我都细读，增益新知。”这段时期，先生纵观四库典籍，广及海外译著，钩稽故实，发微阐幽，多有论著发表于报刊，为学术界重视。先生生前清理30岁以前存稿，认为可取而亲自编定者，有《广韵声汇》一书(共三十八卷，分装两函十二册);《困学斋杂著五种》,包括《广韵声读表》《隋唐声韵考》《慎子考》《慎子疏证》《论学存稿》。尚有《说文声汇》《释名声汇》《石鼓文研究》《论语朱注匡谬》等底稿若干册。

1932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第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编辑员、洛阳师范学校教师、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当时，刘半农任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建议先生回乡整理研究纳西象形文字。1933年秋，先生回到故乡，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纳西标音东巴文摩岩，向东巴经师学习调查记录了大量东巴文资料。1934年6月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不久刘半农先生病殁，经董作宾介绍，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给纳西语标音，编成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

先生回乡搞纳西象形文字时，在昆明与袁嘉谷先生会晤，纵谈滇人旧学深得袁的赞许。当时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等正筹办纂修《云南通志》，希望先生能参与其事，先生遂有心于云南史地之学。回北京时，携带《云南备征志》《滇系》诸书，潜心研读。1934年秋，先生在南京寄住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内藏书十分丰富，南京图书馆又多有善本，得尽情纵览，约一年时间辑录云南地方史料盈箧。先生后来成为云南史学界巨擘，其根基于此奠定。

时值中英会勘滇缅边界，英、法帝国主义觊觎我云南边疆，蚕食鲸吞，凶相毕露。先生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满怀爱国义愤，撰写文章，考证中国西南边疆沿革，以历史事实痛斥英、法侵略者无耻谰言。由此，倍感史地之学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击侵略中的重大作用，立定志向，专攻西南史地之学。先生所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成初稿后，携往苏州拜谒章太炎先生求教。同时拜谒李根源先生，以云南史地请业，李根源先生肯定其成绩，并指出所论史务多空洞，建议深入边界，实地考察。经李根源推荐，先生回云南参加界务交涉。1937年9月到滇西边地考察，亲履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等专著。此书迄今乃为学术界推崇，为民族学、边疆史地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1936年夏，经袁嘉谷先生一再邀约挽留，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先后任文史系教授、文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1938年后，又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定、续修之职，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并参加了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为《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编《新纂云南通志》时，曾拟议由先生任总纂，并到重庆审定全书。为此，当局举先生为伪立法委员，既有名望又有高薪。当时通货膨胀，文人收入低薄，先生家计殊为困难。但是，目睹反动政府贪污腐败、营私舞弊，先生以要做清白正直的学人，不为肮脏奸猾的政客为宗旨，严词拒绝。不久，当局又以“社会贤达”名义推先生为国大代表，以高官相邀，以重利引诱，尽管先生生活拮据非常，仍不改初衷，多次通电省选举委员会和丽江选区，坚决推辞，而专心于教学和著述。

抗日战争期间，先生邀约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指点江山，纵论边政，研究边疆史地，探讨民族风俗。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先生任主任，克服资金不足、纸张缺乏、印刷不便等困难，先后出版丛书十一种，为活跃后方学术空气，提高边疆学术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46年，保山旅省同乡会聘约几位学人纂修县志，推先生任总纂。在此之先，先生曾协助李根源先生编纂《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先生到保山乘便收集滇西抗日战争资料，周历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诸战场，广收战报文书，走访亲历其事者，写成《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为国内关于滇西抗日战争最翔实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其中一部分收入《保山县志》。先生主持的《保山县志》编成三十余册，已誊写清本交县志馆，今存保山市文化馆。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政治和学术上都获新生，从潜心考据的学术生活中解脱出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高昂饱满的政治热情，勤恳踏实的学术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和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先生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54年参加云南民族识别的领导工作，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担任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参加创办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并任副所长。先生夜以继日，查阅大量文献，编写了《云南民族纪录》等重要参考资料，并亲自到楚雄、大理、西双版纳、德宏、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指导工作，为云南省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周恩来总理来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历史系应结合地方特点，加强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先生立即响应，同年秋季就在历史系开设了云南民族史课程，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编写了六十余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二年又开设云南史籍评论课程，写成《云南史料目录解题》一书作为教材，接着又开设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这些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举，为云南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在先生的努力下，1959年秋，历史系创办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并与其他教师合作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史讲义》上、中、下三册约80万字。1963年又创办云南民族史研究室，1979年发展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从50年代起，先生先后招收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从1978年起，又先后培养三届硕士研究生、一名博士研究生。并接受一名外国留学生、一名外国进修学者。昔日冷门寂寥的学科，已渐呈繁荣景象。云南大学历史系以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显出特色，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今天国内不少有成就的西南民族史、民族学的中青年专家，就是先生亲自培养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锋芒所向，直指学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先生亦不能幸免，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受非人的侮辱、折磨和迫害。住房被强占，书柜被查封，不少书籍文稿被掠劫而去。先生坚信，这绝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抱定“别人想怎么说由他，自己应如何做在我”的宗旨，白天挨批斗，晚上局促于狭窄拥挤的房间里俯首案头，奋笔疾书，改造旧作，撰写新篇。1969年10月，先生被赶到弥勒县农村“改造”。第二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编好《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生是该“图集”西南组的负责人，被召回参与工作。尽管当时仍是“控制使用”“监督改造”，但先生置之不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于1972年底与尤中、朱惠荣等同志一起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1973年初，又着手整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到次年8月完稿，全书80余万字。因过度劳累，9月初，胃溃疡病大发作，吐血过多，一时不省人事，经医生抢救，切除胃脏五分之三，疗养调理四个月后方康复。还躺在病床上，先生便考虑《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整理和撰写。出院后，立即动手工作。多年眼疾，因工作而日趋严重，视力减退，有加无已，到1975年，看书除戴深度“盲人眼镜”外，还须加一高倍放大镜。写字因数十年锻炼，“指头有眼”，虽写时已看不清，仍勉强成字。先生就这样坚持伏案著述，无日或已，经两年努力，终于完成百万余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先生心情振奋，精神焕发，他写道:“举国欢腾欣欣向荣，鼓舞着我不能丝毫松懈，要克服一切困难，加倍努力。”“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立工作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1980年先生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他在自传中说:“今年我已是七十七岁，但在大好形势下，并无迟暮之感。在党的领导下，前途无限光明，矢志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竭尽绵薄之力。”先生想到来日无多，更加珍惜时间，忘我地抓紧工作，自1978年起，克服双目失明，年高体弱的困难，主编了800余万字的《云南史料丛刊》。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1983年12月23日上午，先生和往常一样，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摘”节目后,便开始紧张工作，先与一位助手审订即将交出版社的书稿《云南史料丛刊》第二辑。接着与江应樑教授商谈《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编写工作。送别江先生后，又与另一位助手研究《清代云南文物考说》一稿的修订工作。近十二时，先生突觉头痛，歪倒在沙发上，当助手前去扶时，先生说了一句:“快整理稿子!”便昏迷过去。

在昆明医学院，经医生多方抢救，终因病情急剧恶化，医治无效，于24日清晨八时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遽然离开了他一生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以顽强的意志、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实现了为党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誓言。

先生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先生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生一再向党表示:要求入党是我二十多年的愿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我的人生目标。根据先生生前的申请，经云南大学党组织讨论通过，报请中共云南省委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建国后，历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委、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亚非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云南民族学院顾问等职。1950年后，曾当选为昆明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第一、二、三届云南省人民代表，第五、六届云南省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先生是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研究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著名史学家徐中舒教授称先生是“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先生在云南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其代表著作是《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关云南史料目录的著作,较早见于万历《云南通志》，其书《艺文志》著录云南史事之书，自汉迄明仅只二十一种，所录甚少，且有讹误。其后，谢肇淛《滇略》卷八《文略》、刘文征《滇志》卷十八《艺文志》、康熙、雍正两部《云南通志・艺文志》等书都有专目著录，但大都简略疏陋。道光年间编纂《云南通志・艺文志》，乃仿《汉书·艺文志》之例，编录书目，凡记载滇事之书二卷，滇人著述之书二卷，金石文字二卷，至此，专题编撰云南史料目录，初具规模。其后，光绪两本《云南通志・艺文志》稍有增补。近人方耀仙致力于云南文献，经历20余年搜访，编撰《云南艺文考》著录滇人著述1460余种，已称详备，但记载滇事之书，出道光、光绪《云南通志・艺文志》之外者甚少，而且解题亦不过录旧文而加册削，可取无多。近人李小缘撰《云南书目》，惟取《通志》所载及近人撰述，兼取外文篇目，稍加分类而已。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著录自汉至清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搜访殆尽。重要材料，或一书中仅有只言片语也详加考核;而无关史实的记载，如明清时滇人诗文集近千种，书中仅只著录数种，以概其余。此书对于云南史料(包括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本书对于云南史料的著录、评说，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一部，是超越前人的力作。

先生强调，“史料目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目录的任务，是运用目录、版本、校雠、文字、器物、年代、文献诸学科，考究史料的来源、流传辨别抄袭、窜改、真伪、分析史料的社会性，以及史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做好这一基础工作，可以使历史研究收事半功倍之效。但是，基础工作要投付大量劳动，成果供别人研究所用，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旧社会，研究者都为个人名利，各人都做资料收集工作，待得问题研究好，拿出论著，却把资料毁掉“绣罢鸳鸯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成了风气。这是中国学术所以进步延缓的一大原因。先生对此种风气深恶痛绝，常说:“所有知识都是属于社会的，来自社会，归于社会，非个人所得而私有，乃通过个人劳动，在已有基础上增益新知。”先生从1934年秋开始，近五十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基础工作编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100余万字，著录云南史料800余目，既为研究者提供资料，又为初学者指引门径。先生不惮劳烦，呕心沥血为我们做了这项艰巨的奠基工作，方便了后学，帮助了读者。今天，每当我们便利地使用他的研究成果时，总是满怀感激之情对他为史学界和我们后辈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崇敬。

自来著作目录之书，有历史学家书目，有收藏家书目，有鉴赏家书目，有读书家书目，各有要求。《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以读书要求为主，结合各家，求其完备，也就是为研究云南历史“提出资料、提出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此书的一大特色，即不仅说“书”，而且论“史”;不仅注意对史料的来源、流传认真考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且确定史料的历史价值，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评述，以求阐明历史真相及其发展规律。先生十分推崇乾嘉学派，潜心史料的考据。解放后，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先生自述说:“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探寻实质。”此为先生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心得之言。因学习马克思主义，使先生不仅在书目著录上比前人丰富完备，而且在史料的分析评论方面远远超越前人;不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诸方面为后人开拓了道路，而且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史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榜样。正如评论家所说，《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为云南历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近年来我国史学著作中难得的硕果”。

完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后，先生双目几近失明，但意志不曾因此稍衰，1978年春，即与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的同志着手编纂《云南史料从刊》。先生说:研究历史，要尽可能地占有资料，而资料的捜集整理犹如农田基本建设，既必要，又繁重，需要有专人来进行;少数人出力，多数人使用。只有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把有用的资料汇集整理出来，才能使科研工作搞得又快又好。先生亲自为《云南史料丛刊》制定了编纂原则:“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得此一部，众本咸在”。在先生主持下，《云南史料丛刊》编辑油印七十辑，约800余万字。选编史料，不论专书、专篇或专条，均据原书善本作校勘，或辨伪、或辑佚、或考订，务求精确细致，每篇史料前有概说，后有校记，辨章学术、考究源流，介绍著述经过，评论长短得失。概说与校记，实事求是，常见新意，“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云南史料丛刊》刚一编出，立刻得到史学界的欢迎，认为是云南文化史上的重点工程，将对云南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先生另一独特的贡献是开拓了对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当英帝国主义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国主义囊括印支三国，觊觎云南、侵人边境之时，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先生毅然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转而考究云南史地。1935年，参与云南界务交涉;1938年参加《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撰写《疆域沿革》《历代建置》等十卷，填补了云南历史地理研究的空白。1961年秋，参加改绘杨守敬《历代疆域图》工作，结合绘图，改写旧作，至1965年春，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分三册油印。但先生仍觉不满，又查阅已读未读之书，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在印本批记贴签，有的则改补写稿，到1968年春，改订为八篇，但先生仍不惬意。1970年，重新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1973年顺利完成该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接着将文字稿反复考究，删补修改，重作新写，于1974年编定《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六篇百余万言。先生在书中强调，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辖区。王朝不等于中国，王朝史不等于中国史，王朝版图不等于中国版图。不能从王朝的角度来决定中国历史的范围，而要以中国各民族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为范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个原则，批判了封建史家“异内外”的胡说，痛斥了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领土、妄图篡改历史、分裂中国的谬论。

早在30年代先生就相当重视少数民族历史，解放后，更加专心致力于民族史志的研究与教学。他参加《中国少数民族史讲义》的编写，撰著《汉晋民族史》30余万字。他的《彝族史稿》是彝族史的开创性著作。他的《纳西象形文字谱》更是蜚声海内外，西方学者尊称他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从30年代到80年代，先生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之学的领域内辛勤耕耘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成为云南学术史上的一代大师。先生治学严谨，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先生常说，乾嘉学派主张实事求是，但他们沉湎于繁琐的考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实事求是就是要追求客观存在不依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这就使实事求是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唯物主义原则，这是我们做学问唯一正确的态度，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先生在《云南地方史导言》中写道:“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有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透彻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经过多年的冷静钻研，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功夫，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单靠几句空话，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实事求是，就应做到要全面，不要片面要客观，不要主观;要本质，不要现象。不能抓住只言片言，就大发议论。摆事实讲道理，就是要求承认事实，没有充分、详细的材料，道理也是讲不清楚的。”先生的史学著作多表现真积力久的功夫，很少发空洞无物的议论，掌握史料求翔求实，对史料的鉴定与史实的考核，精辟确切，坚持就事立论，没有充分史料依据，从不轻下一句断语。他的论文大都有缜密的组织，有坚实的论证，多有独到见解与创造性的结论，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先生治学刻苦，每日工作日程是1、3、5、7，即清晨工作1小时，早餐后工作3小时，午饭后5小时，晚饭后7小时，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多年用功，眼力衰退，到70岁已很严重，两眼昏花，视物模糊。外出求医，中西医皆无能为力。先生闻尚有三五年可用，更是争分夺秒地工作。双目失明后，仍著述不辍，依靠助手完成了数十篇论文。

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教学态度一贯严肃认真，尤其重视基础课的教学。培养研究生总是从打基础入手，让学生在版本目录、校勘、训诂、史学史、史料学等基础上下工夫。先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奖掖后生，扶持青年，诲人不倦，为后学师表。

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后记》中说:“各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活着，应当尽力而为，不然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先生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治学，勤勤恳恳地工作，直到最后一刻。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云南史地的研究，献给了民族史的研究。先生大量的学术著作，展示着他超群的才能与浑厚的功力，浸透着他一生的心血，闪耀着人民学者的生命之光。

本文转自《丽江文史资料全集》第四集（政协丽江市古城区委员会2017年12月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