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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东巴文文献学纲要

作者:东巴协会  来源:  访问:



   

纳西东巴文文献学纲要


    喻遂生

 


    [摘  要]  纳西东巴文化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学科的发展要求建立东巴文文献学。本文从八个方面就东巴文文献学研究应注意的主要方面和重要问题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  纳西族  东巴文  文献学  纲要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东巴经为代表的东巴文文献,是东巴文化的主要载体,现国内外存世量达两万册以上。东巴文化研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但学人多是从宗教、历史、文学、文化、民俗、文字的角度入手,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见。虽然李霖灿先生在《论么些经典之版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么些经典》等文中对东巴文献已做过很多精辟的论述[1],白庚胜先生的《纳西文文献》已粗具东巴文献学的梗概[2],但无论其深度广度和篇幅,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本通论性的东巴文文献学专著问世。
    清人治学强调从目录之学入手,在学理上应有普遍的意义。笔者本是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只因想从形貌原始的东巴文中找一些借鉴而接触东巴文。但研究文字只看字形不行,因此进而学习纳西语言。但只知单字音义不知文句篇章不行,因而就进入到东巴文献的阅读、考释、分类、断代中去了。学习中深感应尽快建立东巴文文献学,应该集合众力,推出一批著作,介绍东巴文献各方面的情况,揭示东巴文献产生发展的规律,总结前人的成果经验,指点后人前进的方向。现归纳平日的点滴想法,就东巴文文献学研究应注意的主要方面和重要问题提出几点浅见,供有志于此的同行参考。
     一、东巴文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和文献类别
    顾名思义,东巴文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应只限于用纳西族特有的文字东巴文书写的文献,而不包括用汉文或其他文字如英文、法文、日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关于纳西族的文献。
    纳西族的自源文字,除东巴文外,还有哥巴文、阮可文、玛里玛萨文。哥巴文是一种音节文字,每个字符标写一个音节,类似于日文的假名。哥巴文和东巴文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有不少字符直接来源于东巴文,同时使用人群相同(纳西族巫师),使用范围相同(书写宗教经典),而且哥巴文发育还不成熟,两种文字经常混用,难以截然分开,纯粹用哥巴文书写的经典也不多,因此东巴文文献学亦可权将哥巴文文献包括在内。阮可人、玛里玛萨人是纳西族的两个支系,阮可文、玛里玛萨文只是东巴文的地方变体,可以放在一起研究。当然,也要注意哥巴文、阮可文、玛里玛萨文各自的特点。
    东巴文文献按性质或用途可以分为宗教文献和非宗教文献两大类。宗教文献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主要有东巴教经书、记叙宗教仪式程序的规程、东巴舞谱、占卜书、经书末尾抄书者的跋语、鬼神图谱、鬼神画像。其中东巴教经书又占绝大多数,图谱、画像有的没有文字,已逸出“东巴文文献”的范围,但可附带阑入。非宗教文献我们又称为应用性文献,其主要类别有医书、契约、账本、谱谍、书信、日记、文书、题词、歌本、对联等。应用性文献是纳西族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比较零散,以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收集、整理、刊布、研究都做得很不够,应该特别注意[3]。
    东巴教经书还可以按照教派、祭祀仪式(祭天、祭祖、求寿、禳灾、超度等)、地域、时代、文字(东巴文、哥巴文、阮可文)等从不同角度分类[4]。
    二、物质形式
    1、书写工具
   (1)纸及其他。东巴文文献的载体主要是东巴纸。东巴纸是以荛花皮或枸树皮为原料,用纳西族民间特有的工艺造出的一种手工土纸。纸较厚,类似于马粪纸,但具有耐磨损、拒虫蛀等特点,广泛用于东巴经的抄写,也有用薄绵纸三层粘合而成书页的[5]。应用性文献多为东巴纸,也有用绵纸的。解放后由于多数地方东巴纸造纸技术失传,也有用日记本、稿笺纸、账簿纸、水泥袋纸、香烟盒纸、图画纸、教科书空白书写的。现东巴纸造纸技术作为非物质文物遗产已在部分地区恢复,但因售价较贵,使用不如以前普遍。
     东巴经均以纸质手抄本行世,非纸质的东巴文文献特别少见。木质的文献,最著名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丽江坝大东巴和泗泉版刻的《东巴文、哥巴文对照表》及其序言,残留的几块木板现存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及和泗泉后人处。我们在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见到过写有东巴文的辟邪木版,在四川木里县俄亚乡见到过写在木板上的账单,在南京博物院还见到过木板印刷的东巴神像。另外,东巴作法事时常用一种木牌画,长二尺左右,宽三五寸,上画鬼神像,有的还写有东巴文,如果将木牌画也纳入东巴文文献,则此类木质文献还是不少的。
    石(砖)刻的东巴文文献有,木里俄亚的八宝石刻和东巴文辟邪石刻、木里依吉的东巴文玛尼石、丽江宝山出土的砖刻地契。摩崖题刻有方国瑜先生1934年在丽江金庄上桥头村发现的哥巴文刻辞(已毁,有方先生摹本传世)[6],以及现存于香格里拉白地阿明灵洞的一些东巴文题词[7]。
    东巴画深受藏传佛教唐卡画的影响,质地主要为麻布,也有用土棉布和纸的。
    (2)笔。东巴的传统书写工具是竹笔,是将小竹管或厚竹片削成蘸水笔状做成。李霖灿先生曾说丽江宝山一带的东巴经写得十分精细,听说是用铜笔尖写的,但他多方努力,也未能见到实物[8],作为“一个专家对他的课题封手之际”向“继来者”的交代,他特别叮嘱后人注意收集铜笔的标本[9]。东巴文化研究所编《东巴文化艺术》载有“铜笔书写的东巴经”,戈阿干先生《东巴文化真籍》有《宝山铜笔书法范本》,但均未说明是否见过铜笔[10]。2008年6月,东巴所和力民先生说他收有铜笔标本,尚待公布。此外,也有用毛笔的,如东巴所所藏账本。近年东巴多改用钢笔或签字笔。
    (3)墨。旧时东巴用的墨用锅烟灰加胶水兑成,彩色颜料采用天然矿石和植物制成,但具体情况不明,需要调查。现在东巴都是采用墨汁、墨水和广告色了。东巴经一般用墨书写,也有涂成彩色的,但色彩并不区别意义。李霖灿先生曾见到有用松烟加胶先把纸面涂黑,再用白粉或红色书写的[11],也有先把东巴纸涂白,再用墨和彩色书写的[12]。
     2、形制
    (1)开本。东巴经一般开本为30×10cm,不同东巴、不同地区的经书略有差异。同一东巴的不同经书也有差异,占卜用书一般较小,多趋于正方形,多袖珍本,如俄亚大村东巴林青的一册《咒语》为10×7.5cm。
    (2)封面。一般东巴经就用东巴纸做封面,后来也有用牛皮纸的,我们在白地、俄亚看到有用羊皮、白布、硬香烟盒纸做封面的。
    (3)装订和收藏。一般东巴经为册页装,横长竖短,左侧装订,占卜书也有上侧装订的。装订用纸捻、麻线或麻绳、棉线。应用性文献中,地契、书信等多为散页,采用折叠形式,或对折,或多次对折,或折成经折装形式。账本有册页装的,占卜书也有经折装的。大幅的东巴画,一般为卷轴装。
    一摞经书,多用两块木质的经夹板夹起来,再用牛皮绳捆紧,搁在箱柜、木架、火塘边等地方。我们在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看到一本账本,为东巴纸对折用麻绳订成,书内对折处插一短树枝作为卡子,书外系成一较长的绳扣,可能是用来悬挂经书的。
     三、书写格式和语言文字
    东巴经书一般是横置左翻,双面书写。页内横向分栏,三栏居多,也有四栏、五栏甚至更多的。哥巴文经书栏数较多。
    栏内从左到右书写,一逗或一句话画一竖线隔开。每格内文字不一定按语序成线性排列,有时候按事理成几何排列,如天在上,地在下,日月星辰居中等。应用性文献有竖行或横行逐字排列书写的。
    分栏有用直尺或木片画得比较规整的,也有随手画的。篇首有专门的符号,来源于藏文的篇首符号,但变化形式多样。也有每段、每句都用篇首符号的。分格符号一般为单竖线,也有用双竖线、双竖线间打叉或画鱼尾纹的。
    东巴文献主要记录纳西语,要注意的是不同地区的文献往往有方言的区别,同时由于纳西族处在汉、藏、白几大民族交汇之地,又与彝、普米、傈僳等民族杂居,因此文献中往往夹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特别是大段的咒语,多来自藏语、梵语,东巴也只能诵其音,而不能释其义。还有用东巴文拼写藏语,记录白语、彝语、普米语、傈僳语的[13]。
    东巴文献使用的文字,主要是东巴文,也有夹用哥巴文、汉字、藏文的。也有纯用哥巴文的经书,但数量不多。也有东巴文和汉字或藏文、彝文双文对照的文书、契约、账簿。这反映了民族交往的历史,特别值得重视。纳西语东部方言区,如泸沽湖周围宁蒗县、盐源县一带,称巫师为达巴,以前认为没有文字,只有口诵经,前些年发现有少量文字,可以称为达巴文。还有前面已提到的阮可文、玛里玛萨文,它们的字数和使用情况究竟如何,是否有独立的文字体系,还应加强调查研究。
    东巴文没有标点符号,有分格竖线,大致相当于逗号或句号。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东巴,有时杂用一些现代汉字的标点符号,但不完备,也比较随意,如和即贵东巴致喻遂生信[14]。
    东巴文献字词关系有字词对应、有词无字、有字无词、同义换读等情况。东巴文经书和其他文字的文献最大的区别,是大部分经书没有逐词地记录语言,只是记录了主要的词语,没有写出的词语是由东巴口耳相传,熟记在心,随文背诵出来。越古老的经典,字词比例越小,晚近的经典字词比例大,假借字就多。契约、账本、信件等应用性文献,基本上是逐词记录语言。
    四、书名和内容
    东巴经书名一般由祭仪名和经书名两部分组成,如《祭天•远祖回归记》、《延寿仪式•供养优麻战神》,也有很长的,如《祭署仪式•给署供品,给署献活鸡,放五彩鸡》。相同内容的经书,在东巴文化起源发展的上游地区,如白地,经名往往比较简洁,而在其下游地区,如丽江坝,则变得比较繁复[15]。经书命名的规律、格式、演变、地域差异值得研究。
    要注意同经异名的情况,如《崇般图》、《古事记》、《人类迁徙记》、《么些族的洪水故事》,实一经之异名。有的经书相同,但有时代、地域或版本的差异。有的经书不同,但含有相同的情节、相同的段落。
    封面书名的书写,大部分地方封面横置,有的地方封面竖置。
    经书的内容框架、编排体例、叙事策略、文学观、历史观,东巴经和民族史、民族文化、民间文学的联系,东巴经和应用性文献的关系,东巴经和佛教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东巴经中咒语的来源、借词的来源,这些借词的语音史、词汇史价值,都是还没有很好地研究过的问题。
    东巴经书的篇幅,现存最大、最小东巴经的页数、字符数、音节数、语词数,需要调查统计,有一个量的认识。
    五、东巴经的时代及其传播和演进
    所谓时代,有东巴文、东巴经产生的时代和抄写的时代两重含义。产生的时代可以从东巴经中关于书籍产生的传说、《木氏宦谱》所引远祖世系与东巴经的对照、东巴文中有时代特征的文字等方面作一些推测,但可能很难考定其确切的年代。
    东巴抄写经书时,往往在卷末写上跋语,有的有抄写的时间,可称为纪年经典。纪年经典的纪年方式有年号纪年、花甲纪年、年龄纪年3类。年号纪年经典记有绝对的年代,是确定东巴经抄写时间的直接证据。有的花甲纪年和年龄纪年经典可以参照东巴生平等旁证材料确定其绝对年代。李霖灿先生研究过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年号纪年经典,我们研究过《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纪年经典,取得了初步的经验[16]。我们设想,可以仿效郭沫若先生确定铜器断代标准器的办法,分地域选择若干有明确时间标记的东巴文献作为断代的标本。在此基础上,根据文字、书体、内容、印章、抄写人等因素系联同类型的经书,逐步建立按时代和地域划分的文献组群,并进一步勾勒出经书、文字、语词的纵的发展演变系列和横的地域差异及联系,为下一步东巴文的断代和分域研究创造条件。
    东巴文、东巴经产生、传播和演进的过程现在还缺乏研究,可考虑从纳西族民族的迁徙过程,东巴文化的传承过程,语言、文字、文献的地域差异入手。东巴经中送魂的路线实际上是纳西族民族迁徙路线的逆向排列,不同地区东巴经的差异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差异,字词关系的疏密也和时代有关,值得注意。
    六、东巴和东巴文化的传承
    东巴是纳西东巴文化的主要表达者、传承者,不少著名东巴还是东巴经整理、翻译、研究的参与者,东巴作为东巴文化的主体人群,其生平、活动应是东巴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东巴毕竟只是有宗教技能的农民,在历史上从来不受重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致力于收集整理各地东巴的小传材料,如李国文《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东巴文化辞典》,郭大烈《东巴名录》、《近代东巴名录》,和志武《近代纳西族东巴小传》,戈阿干《东巴小传》[17]。这些材料成绩显著,但精粗不一,时有讹误。现在口碑材料是东巴生平材料的主要来源,其缺点是准确性较差。其实在各类东巴文献材料中不乏有关东巴生平的材料,特别是当事东巴本人书写的材料,比口碑材料更准确,更有说服力,可订补史传错漏,应引起足够重视[18]。
    解放后文博单位征集东巴经时,常有东巴将全部经书捐或卖给某单位的。在编《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时,因《全集》按宗教仪式排列,一个东巴的经书往往分散在各个类别之中,失去了有机的联系。即使有跋语在,也因译文出于众手,一人恍若多人,如“东阳”、“东杨”、“东洋”、“东尤”、“多尤”、“多由”,实即鲁甸东巴和乌尤一人。可通过跋语、印章、字迹等特征将一人的经典系联在一起,再排出先后顺序,研究其发展变化。不少东巴从业数十年,其经历和经书就是一段发展简史,若干片断加起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历史。在东巴史料奇缺的今天,此法有重要的价值。
    可研究的专题有:东巴技能的习得和传承、东巴的群体和谱系、东巴的地理分布和差异、东巴的政治经济状况、东巴的生活和心态、东巴对纳西民族文化的贡献等。
    七、东巴文文献的收藏、著录和刊布
    东巴文献的收藏和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应尽量弄清其基本的史实和现藏情况。据白庚胜先生《纳西文文献》列表统计,现国内收藏东巴经约14000册,国外收藏约12400册[19]。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东巴经,我们去看过一部分,目录显示是372件,和力民先生应邀去做过专门的整理和研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东巴经67册、纸牌画7张[20],重庆市图书馆藏有东巴经书,四川大学博物馆展出有东巴经书,据说藏有十多册。以上这些都未见于著录。另外,我们在丽江、中甸、木里调查,发现不少东巴手中都有数量不等的经书,有文革后新抄的,也有老经书。至于应用性文献,以前更是没有统计过。应该组织力量,对东巴文化保存较好的重点边远地区(如四川木里的俄亚乡、依吉乡,云南丽江的奉科乡、宝山乡,宁蒗的拉伯乡,香格里拉县的三坝乡、洛吉乡)的东巴经的现状逐村进行拉网式的田野调查,摸清民间藏书的情况[21]。
    国内外公私收藏的东巴经,至今没有一份完整的目录,因此,2万多册经书去其重复究竟有多少种经典,至今仍是个未知数。应摸清国外著录的情况,总合国内外各图博单位的东巴经目录,编出一本综合目录。郭大烈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收录宏富,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22]。还可以根据馆藏某东巴的全部经书,编出个人目录,这对于了解东巴作法的具体情况是很有价值的。
    东巴举行法事时,那种道场用那些经书,顺序如何,都有一定的规矩,有的道场用书多达数十种[23],说明东巴已有初始状态的目录学思想,需要总结研究。
    东巴文献的刊布,《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共收经书近897种,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东巴经总集,应进行专门的研究。可对其体例、内容、经书类别、地域、写经东巴、纪年文献、跋语、译注的不足和讹误等方面进行研究。刊布东巴文献的最佳方式是李霖灿、傅懋勣等先生首创的经文原文、国际音标记音、汉语译文、注释四对照形式,现各家做法不太一样,各有短长,应该总结[24]。
    东巴经也有版本和辨伪的问题。东巴经辗转传抄,有祖本和系统的问题。有的东巴在经书跋语中说,我这本书是照某地某人的经书抄的,或从某地抄回来的,有的两地相距还比较远。有的文献在刊布时经现代人重抄,如《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所收的医书,也许编者是出于使之更清晰更便于制版的考虑,但实际上已失去了原书的版本价值。丽江旅游市场上出售的东巴经,很多是外行胡乱抄写的。我曾在黑龙潭公园摊铺上看到一本东巴纸上随意地画了一些扭曲线条,说是甲骨文。这些东西被人买去收藏,今后说不定会引起一些问题。2006年在丽江某店看到一批新写的东巴经,写得不错,署名是著名大东巴和即贵。但和即贵先生已去世数年,是否真迹值得怀疑。
    八、东巴文文献研究简史
    应该对100多年来与东巴文文献的收集、整理、刊布、研究有关的重要学者、著作、事件、团体、会议等进行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注意对海外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有些问题,看似琐碎的细节,但事关学术史的真实性,不可等闲视之。
    如东巴经最早传到海外的时间(实际上也是最早被外界知晓的时间),一般都是沿用洛克《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引言》的说法:“第一次让人们知道纳西象形文字的存在的人是一个名为皮艾尔•戴思哥丁斯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他在1867年的时候,将第一本东巴经书的抄件送回了他在巴黎的家。这本11页的抄件原来属于一个纳西祭司。”[25]无人提出异议。但李霖灿先生说:“这就接到道光(一八二一 — 一八五〇)晚年的一项资料,三十七年我在南京的时候,向觉明先生提示我一本他在英国抄录的么些经典译文,是曼彻斯特地方一个图书馆(The John Ryland Library ,Manchester, England)的藏品,据说这是一个传教士收集来的东西,时间大约是道光晚年,……原想写信去问这批藏品入藏和收集的时间,但终因循未果。向先生说是道光晚期的收集品,这应该可靠。”[26]向觉明即向达,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他于1935年被北平图书馆作为交流研究员派往英、法、德等国著名图书馆收集研究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1938年携数百万字资料回国,其成就为世人称颂。向先生的工作应该是可靠的,诚如是,则东巴经外传的时间可提前到道光时期。
    又如李霖灿先生曾到白地阿明灵洞拜谒并留有汉字和东巴文题词,但所写的时间现有些模糊不清,郭大烈先生1981年去看,认定是1942年3月3日,杨福泉先生1991年去看,认定是1942年3月2日[27]。我们根据李霖灿先生的记述[28]和现存的东巴文题词考证应是农历正月十八日,即公历1942年3月4日。后来李霖灿先生的哲嗣李在其提供了李先生当日的日记,正与此相合。这说明新材料的收集对于东巴文文献研究史实的确定往往具有关键的意义。
    同时,要注意通过学科史的研究,总结和归纳东巴文文献研究的历史经验、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提升整个学科的理论水平,明确发展方向,将东巴文文献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李霖灿《么些研究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
    [2]白庚胜《纳西文文献》,为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中的一节,约3.5万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
    [3]参见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载《玉振金声探东巴——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4]方国瑜、和志武《纳西象形文字谱》所附《东巴经书简目》收经书394种,按祭仪分为16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关于不同地方不同祭仪所用经书的具体情况,可参看东巴文化研究所课题组《纳西族东巴教仪式资料汇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
    [5]绵纸粘合者见和力民、杨亦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东巴经藏书书目简编》,《丽江文化》2009年1期。
    [6]方国瑜、和志武《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7页。
    [7]喻遂生《白地阿明灵洞东巴文题词译释》,载《金秋集——刘叔新先生南开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李霖灿《么些经典的艺术论》,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425页。
    [9]李霖灿《么些经典译注九种总序》,载《么些经典译注九种》,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
    [10]东巴所《东巴文化艺术》,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65、67、68页。戈阿干《东巴文化真籍》,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231页。
    [11]李霖灿《论么些经典之版本》,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105页。
    [12]东巴文化研究所《东巴文化艺术》,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58页。
    [13]李霖灿《论么些经典之版本》,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107页。
    [14]喻遂生《一封最新的东巴文书信》,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5]杨正文《最后的原始崇拜——白地东巴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6页。
    [16]李霖灿《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么些经典》、《么些人的干支纪时》,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喻遂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载《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号纪年经典》,《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5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花甲纪年经典》,载《语苑撷英(二)——庆祝唐作藩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龄纪年经典》,《丽江师专学报》2008年1期。
    [17]几种材料详情如下:1、李国文《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之《各地东巴》,收录635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1—244页。2、李国文《东巴文化辞典》,收录33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62—72页。3、郭大烈主编《东巴文化论》之《东巴名录》,收录40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676—683页。4、郭大烈等主编《丽江第二届国际东巴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近代东巴名录》,收录110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597—609页。5、和志武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长编•纳西族卷》之《近代纳西族东巴小传》,收录30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13—422页。6、戈阿干主编《祭天古歌》之《东巴小传》,收录9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294—305页。
    [18]喻遂生《东巴生年校订四则》,载《丽江民族研究》第一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
    [19]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165页。
    [20]详见和力民、杨亦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东巴经藏书书目简编》,《丽江文化》2009年1期。
    [21]和力民先生已做了很好的工作,参见所著《陇巴村东巴文化现状调查》,《丽江文化》2008年5期。
    [22]郭大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23]参见东巴文化研究所课题组《纳西族东巴教仪式资料汇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
    [24]喻遂生《纳西东巴经“字释”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11月•北京大学。
    [25] 和匠宇中译本改名为《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29页。
    [26] 李霖灿《论么些族音字之发生和汉文的关系》,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57页。
    [27] 郭大烈《李霖灿与纳西东巴文化》,载《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杨福泉《绿雪歌者》,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2页。
    [28] 李霖灿《中甸县北地村的么些族祭天典礼》:“民国三十一年的春天,我为国立中央博物院调查么些族的文字和习俗,于农历的年底由丽江向北渡过金沙江,来到中甸县的北地乡。……我们到达北地是二月九日,在农历已是‘祭灶’之后一日(腊月廿四日),……然而一直到四月六日我们离去这多巴圣地的时候,这位大多巴在这两个月内给了我们最大的合作。”载《么些研究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219页。


    本文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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