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纳西族以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纳西族研究一时蔚为大观。据粗略统计，有关纳西族的专著和文章达三百余种。本文仅就笔者管见所及，对国内研究提出的一些问题，试作述评。

族称和族源

族称  1936年，陶云逵先生根据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写了《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一分册）。他认为：“丽江县一带的土族、普遍名之为麽㱔。麽㱔这个名称，最初见于唐樊绰的《蛮书》”，“无论是从史志记载上，或木氏宗谱宦谱的系统上，均可以证明麽㱔与哪希（即纳西）不是两个民族；而是可以用在一个民族的两个名称。”这是正确的，但作者把“喇呼”（即今拉祜族）归入麽㱔是不妥当的。方国瑜先生在《麽些民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中已辩析之。

1941年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人类学集刊》第2卷第1、2期），还提到加犬旁之称呼，如“《云南通省职守便览》作狐，《四川通志》有摸狻，《盐边厅乡土志》有摸些睦，盖皆以麽些音近之字加犬旁而来也”，他提出改正为“麽些（MO-SAUO）”。

1944年方国瑜先生《麽些民族考》，把族称追溯到晋《华阳国志》之“摩沙”，并列举了历代20种异写，指出“麽些之些字，当时音读如娑，至今称其族为摩梭，英文译音作Moso，法文译音作Mosso，是知其族之名称，自古未改之。”他还指出，麽或磨，是旄牛羌之旄音变，些（so）是人之古称（见《东巴经》）。纳西（nasi）、巴西（baSi）、吕西（lysi）、栗西（xusi）都是“一族之分支”。

解放后关于纳西族族称，许多同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即仁同志在《试论纳西族的自称族名》（《思想战线》1980年4期）中认为，维西县喇普（la|P'y-|）地方的“玛丽玛莎”人，从口传历史、语言上判断，分明是“木里摩梭”的变读。“吕西”即是ly-Idy si-|（永宁人）的简称，不是他的自称族名。“巴西”（mbee-|si-|）也是丽江和宁蒗县的纳西族对居住在金沙江边鸿门口一带部分纳西族的称呼（"巴西”这个名称就是“糖人”即"种甘蔗的人”的意思）。而对住在本里县无量河流域的纳西族，称为“苏西”susi-|，su（铁）si-|（人），则是“产铁地方的人”的简称。他还认为“过去一些学者把‘吕西'、‘巴西’、‘苏西’也认定是不同地区的纳西族的自称族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我们亲自到当地调查到的材料来看，na（纳）、naSi（纳西）、na-|hi|（纳亨）、na-1据我们亲自到当地调查到的材料来看，na-（纳）、nasi-|（纳西）、na-|hi-|（纳亨）、na-z1-|（纳汝）是居住在各个不同地区的纳西族的自称族名"。“以上四种自称族名，从语音上分析，虽有轻微差异，但其本质则同一”。笔者也曾到过大部分纳西族地区，认为和即仁同志看法是对的。

至于"纳"（na）的取意是什么呢？和即仁同志认为，就是“黑”，而方国瑜先生认为是“大”（《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1981年）。不管其本意如何，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解放后统一族称为“纳西”，而不用它称“麽些”或“摩梭”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这种理由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不够，所以至今个别地区还有异议，这还需要多方面宣传和做工作，以利于民族内部的安定团结。

族源  纳西族渊源于羌，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1935年章太炎说：“麽些者，羌之遗种者”（《纳西族象形文字谱》章太炎序）。任乃强先生也认为，纳西族是“羌支进入此区最早者也"（《羌族源流探索》下篇，《民族研究通讯》1980年第1期）。这个问题方国瑜先生《麽些民族考》述之甚详。在《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中概括说：“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

有趣的是，近年史学界提出了生动的例证。汪宁生同志说：纳西族东巴送除恶鬼（“斗”D'ter）和祭龙用的木牌（“可标”Ko-byu），与本世纪初在西北出土的“人面形木牌”相似。因此，“对纳西族源于羌人之说也增添了一条新的证据”（《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思想战线》1981年第5期）。李绍明同志说：“纳西族源于古代羌人，还可以从藏族的传说中得到证实。”他列举了著名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黑羌部“萨当王”之说及元明时期藏族称纳西族木氏土司为“萨当汗”。又据作者亲自调查，“现今康南的藏民，仍称巴塘南部白松乡一带的纳西族的‘羌巴'，‘羌’为族称，‘巴’系人之意，故羌巴即羌人”（《康南石板墓族属初探-—兼论纳西族的族源》，《思想战线》1981第6期）。

还有的学者认为：“麽步之来源，当在康藏一带”（陶云逵《关于麽步之名称、分布与迁移》）。江应樑先生也曾认为：“摩些人自西藏迁往丽江”（《西南边区的特种文字》，《边政公论》1945年第四卷第1期）。

另外，有的学者对纳西族源于羌说提出了异议。马长寿先生说：“羌的南下开始于秦献公初立之时，即公元前384年。其后子孙分别越寓羌，广汉羌、武都羌，则在公元前384年之后。当此之时，难道云南地区就没有彝族、纳西族，而此二族都是羌族的子孙吗？且西羌传所传述南下的羌族只到达越街郡，并没有记载到云南的事，那么，又根据什么说西羌到达了云南境内呢”（《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第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马先生的疑问不无道理，虽然古代边陲地区频繁的民族迁徙，不可能都有记录。但是，今天纳西族宛如一条大河，曾经汇集过许多支流。“丽江古人”、“汴獬蛮”以及以后藏、彝、汉族等都不同程度地融合进来过，只不过湟地带南下古羌人一支，汉唐以来，历历可考，应视为主流。

《白狼歌》问题  后汉初年，川西白狼部落曾向王朝献歌三章，还附有用汉字记音的白狼语，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看法各异。陈宗祥、邓文峰同志《（白狼歌）研究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对此有详细的评述，但却没有提及方国瑜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白狼歌》族属问题大约有四种说法：

彝族先民说。1920年丁文江首介此说（《漫游记》，《独立评论》第34期，后亦见《彝文丛刻》序）。1931年杨成志先生发表《云南倮锣族的巫师及其经典》（《史学集刊》第二期及单行本）一文，支持丁《白狼歌》本语为彝语的说法，王静如先生也认为“白狼语与彝语支最接近，但也与藏语支有密切关系，但或不及彝语支”。他还曾用西夏文对比研究（参见《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西夏研究》第1集，1930年）。

嘉戎古国说，1940年马长寿先生发表《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青年中国季刊》第1卷第4期），否定丁的看法，“由语言之见地，吾人已证明其为嘉戎古国。”

普米说，陈宗祥、邓文峰二同志1963年用木里县二区普米玉姆土话对比研究，“发觉与白狼语是非常接近的”（《（白狼歌）研究述评》）。

纳西先民说，1940年董作宾发表《读方编麽些文字典甲种》（《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2期），他强调“麽些语远承白狼语系统。”方国瑜先生在《麽些民族考》中，分析较详细。他说：“此歌诗3章44句176单音，除去借用汉字与形容词约80音，惟90余音可作讨论，而此90余音多为基本之语言，凡基本语言，在同语系诸民族当大都相近，则不惟罗罗、西藏、西夏，即西番、栗粟诸族之语言，亦自与白狼歌相同或相近。此诸族为羌种，麽些为羌种，亦得语言学上之证明，而诸族语言与白狼歌相比较，以麽些语为最接近，故疑麽些当为旄牛羌，此推测可不致大误。”李绍明同志从纳西族、藏族传说、文献资料、语言学和考古等诸方面论述了“现今发现于康南的石板墓是汉代白狼人先民的墓葬，而白狼人与纳西族有着族属上的联系。（《康南石板族属初探—兼论纳西族的族源》）。方、李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白狼歌》与藏语支、彝语支语言较接近，但与纳西语似乎更为密切。

此外，董绍禹同志认为。《白兰歌》（他认为狼字是污称，故用《华阳国志》之兰）是“用汉字记白兰语音写下来的，并在这基础上再译为汉文”（《（白兰歌）是纳西族古代的伟大诗章》，《玉龙山》1981年第2期）。而方国瑜先生通过分析诗本身表达能力，仍认为“先有汉文，而后对音译夷音”。“原作虽非出自白狼人之手，谈话能表达白狼人之意，即白狼人向往内地之心情，溢于言表”（《白狼歌诗概说》《云南史料丛刊》第5辑）。

社会形态  

社会发展阶段  纳西族所经历的各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调查研究很不够，特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许多文章语焉不详，甚至有的怀疑纳西族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

和志武同志《从象形文东巴经看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一文，用丰富的东巴经、民歌和语言文字资料，证明古代纳西族确乎经历过原始母氏族社会、奴隶社会，而且纳西族奴隶制同样是野蛮、残酷的，奴隶受尽凌辱，被当陪嫁品，甚至做“人牲”，奴隶们奋起反抗，发动过反奴隶主的战争。

元明以来，纳西族封建领主——土司有其历史作用。丽江木氏土司，曾经元、明、清三朝，传世22代，共470年。明代是其极盛时期，在云南诸土司中，以其“土地广大”、“传世最远”、“富冠诸土郡”，并以“知诗书好礼守义”而著称于当代，影响于后世。笔者《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概论》（《研究集刊》1980年第3期），试图探讨其对纳西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族间交往曾起过的积极作用。此外，宁蒗永宁阿氏土司、四川盐源、木里地区左所、前所、后所、瓜别等土司尚有待于全面研究。刘龙初同志《试论永宁纳西族封建领主制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民族学研究》第3辑）一文，对领主经济的特点作了可贵的分析。

清雍正初年，丽江改土归流后，知府杨秘、管学宣等对推动纳西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过有益的工作。赵银棠女士《历史上丽江地区的几个流官》（《民族文化》1980年第3期）一文，对这些政治家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家庭婚姻  永宁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是学术界所瞩目的问题。1950年周汝诚先生把过去到永宁实地调查情况，重新整理为《宁蒗见闻录》（未刊稿），他把这种对偶婚称为“欧休”（aciaI）关系，并作了生动的描述，分析研究虽粗疏，但荜路蓝缕，做了开创性工作，只是该文因故未能问世。

1962年宋恩常同志写了《纳西族母系家庭》（《民族团结》第8期）、1961年詹承绪同志写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史学月刊》第7期）等文章，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许多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学术论文陆续刊布。近年出版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詹承绪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严汝娴、宋兆麟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集中地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还有许多同志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永宁残存的母权制残余，有一种被称为“衣度”（亦作衣杜）的人们共同体，有的同志将这种共同体定名为“母系家庭”。严汝娴、宁兆麟同志在《论纳西族母系衣杜》（《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中认为应该定名为“母系亲族”，“可以肯定，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陈启新《也谈纳西族母系“衣杜易洛魁人的“奥华契拉。》（《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之乾《纳西族母系“衣度”》的社会性质问题》（《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却对此提出异议。接着宋兆麟、严汝娴又在《纳西族母系家庭辨析》（《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纳西族母系家庭的结构，它与“母系亲族”的异同及历史渊源。说到“衣杜”的称呼，作者认为“我们使用母系亲族一词来指最小的，也是最后的这种血族组织，经过说明，可以避免名词混淆，而且足以使人们把它与胞族和氏族看成一类，有利于认识它的古老来源及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关于母系亲族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它有若干承自母系氏族的特征，不为其他家庭所具有，从而使它与家庭区别开来;第二，这种亲族不是个别的，至今仍有相当的比重，分布范围不算小。”“它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偶然，而确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必将能弥补由氏族演变为家庭的历史中的重要缺环。”

杨福泉同志在《纳西族的古典神话与古代家庭》（《思想战线》1982年第4期）里，认为“永宁纳西族家庭形态存在着倒退的现象，”“古老神话《创世纪》中柴红吉吉美有父母的记载以及对曹德鲁诺大篇幅的赞美，也可作为永宁纳西族远古时存在过父系家庭的佐证。”他在文章中还对日本学者关于纳西族血缘婚的神话特点的看法，提出了异议。

这些学术上的争鸣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风俗习惯  解放前，吴泽霖先生写过《麽些人的婚丧习俗》（《社会科学》第4卷第2期，1948年）。解放后，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宁兆麟同志把永宁住俗、葬俗与仰韶文化作了有趣的比较（参见《考古》1964年第4、8期），王承权同志从永宁葬俗分析了母系氏族墓地到父系家庭墓地的演变、宗教信仰、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先民的迁徙路线或活动区域（《试析宁蒗纳西族的葬俗》，《思想战线》1981年第4期）。李近春同志撰文评述纳西族特有的祭天活动，并探讨了纳西族崇尚祭天原因，祭天与纳西古氏族的渊源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纳西族祭天初探》，《民族学研究》第3辑）。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的窗口，最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兴趣。我们认为，介绍纳西族习俗文章绝大多数是严肃认真，客观实际的。但极少数文章却在不恰当的范围宣扬了不应该宣扬的东西，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族的自尊心，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宗教·哲学思想

纳西族地区是多种宗教交汇之地，有从内地的佛教，还有从西藏传来的喇嘛教，本地有东巴教，但目前研究的不多。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一书对该地原始宗教、喇嘛教有简明扼要的叙述。王承权同志《永宁纳西族的民间传说和女神崇拜》（《思想战线》1980年第2期）则分别剖析了永宁干木女神、屋脚（木里县）“巴丁喇木”女神崇拜情况。杨学政同志认为：“‘巴丁喇木’是摩梭、普米和藏族的复合词，‘巴丁’是普米词，‘喇木’是摩梭词和藏语词。‘喇木’既是他们共同的原始母系女始祖，又是原始母系氏族的图腾标志。”但据《木里藏族自治县概况（稿）》说：“'屋足（脚）尼可’洞内有许多泥塑老虎，据说这是‘纳日'（纳西族的一支）的象征，还有一尊纳日妇女塑象，其人骑白骡穿白衣，相传她是纳日女神‘巴丁喇母’，又称‘纳日圣母'。每年正月初，木里、盐源、宁蒗三县纳日群众至此朝拜，热闹非常。”女神的崇拜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

朱宝田同志《木里纳西族自然崇拜观念》（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第三届学术讨论文）认为“纳西族对天体、方位、梦幻、星体、时间等自然界现象，都错误地认为是一种神圣的东西而加以崇拜，所以也应属原始宗教。”和志武同志的《略论纳西族的东巴教和东巴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1期），较全面地论述了东巴教的形成和特点等问题。

纳西族《东巴经》中，蕴藏着许多值得珍视的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李国文同志《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对此作了初步的发掘，他指出纳西族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天地万物就是从混沌迷蒙的气发展变化来的，并从“影子”、“象征”发展成为有形的个体;最初的生命是由声音和气体化为白露，白露落入海中产生，又经过长久的发展，产生了人类。“这里面有宝贵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辩证的发展观，比起上帝一下子创造出万物来的神话，真要高明千万倍！”刘文英同志《从创世纪看纳西族的原始宇宙观念》（《哲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也认为：纳西族的原始宇宙观念的虽然采取宗教神话的幼稚形式，但其内容绝非全是消极的，而是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大树，都是从这同一块土壤中发芽出土而生长起来的。”

心理素质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笔者认为纳西族心理素质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强烈的民族自识性和民族意识；二、内向性和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三、向上进取心和热衷于学习先进文化的精神；四、深沉谨慎、质朴厚重的性格和为人；兼收并蓄和信而不笃的宗教观。纳西族心理素质是民族共同文化的表现，它具有较长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但它不是孤立存在、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到自然地理、社会发展和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见拙文《略论纳西族心理素质特点及其变异因素》《民族学研究》第5辑）。

语言文字

纳西语  解放前，傅懋勣先生曾深入研究过维西县纳西语，发表了《维西麽些研究（一）语音》（《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40年第1卷第4期），以后分别于1941、1943年发表了语法、语汇部分。解放后，原中国科学院组织工作队，在1956年深入川滇纳西族地区，调查了四十二个点上材料和面上纳西语情况，划分了东、西部方言区域，姜竹仪同志《纳西族语概况》（《民族语文》1980年第3期）简明扼要地分析了纳西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和志武同志写过《试论汉语在纳西语丰富发展中的作用》（《中国语文》1961年第7期）、《纳西族构词法》（《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纳西族东巴经语言试析》（第十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82），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纳西语某些特点。

象形文字  纳西族象形文字是国内外研究纳西族学者最感兴趣、最有成就的项目。特别是洛克、李霖灿、傅懋勣、方国瑜、和志武等有许多著述，有很高的造诣。其中纳西象形文字性质问题的讨论正引向深入。李霖灿认为是“正界于图画与文字之间”，“较原始图画文字更为晚近之一种文字”（《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引言，1944年）。董作宾认为是象形文字的“儿童时代”，“幼稚而原始”（上引书序）。汪宁生同志说：“仍保存大量图画记事的成份”（《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傅懋勣先生说：“它在文字发展史上，代表一个特殊的阶段，我认为应该称这种文字为图画文字”（《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册序，日本，1981年）。1982年，他在《纳西族象形文字和图画文字的区别》（《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一文更加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裘锡圭同志却认为：“纳西文是已经使用假借字、形声字，但还经常夹用非文字的图画式表意手法的一种原始文字”（《汉字形成问题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认为：纳西象形文虽然“保留较浓厚的图画文字的意味，”但“已由图画文字进入象形文字”。和志武同志在《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中进一步指出：“纳西象形文字既不是图画记事发展阶段的图画字，也还没有发展到能比较准确地代表语言的一种完整、系统的表意文字符号体系，而是一种介乎图画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象形文字符号体系"。

方国瑜先生曾对笔者说：“象形文字主要保存在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里，要从文字、语言、文学、宗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同时比较甲骨文、金文，下苦功夫探索造字的共同规律，庶几可获得更大成就！”

文学艺术

纳西族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美不胜收。1958年在大规模的民间文学调查基础上编写的《纳西族文学史（初稿）》，比较扼要系统地介绍了纳西族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是民间文学）作了细致的评介，还初步探索了一些规律性东西。但由于当时“左”的影响，对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简单地用阶级观点去套，特别是对作家文学作品缺乏客观分析，轻易被否定的多。

近几年，张俊芳、杨世强、冯寿轩、李子贤、林向萧、赵银棠、和志武、杨世光、张信、杨福泉等许多同志撰文作过研究。赵银棠女士在解放前极端困难条件下，编写、自印了《玉龙旧话》，熔神话、民歌、人物、风情和评述于一炉，对纳西族文学艺术的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近来，她除在刊物上撰文外，又潜心完成《纳西族历代诗人作品选》，力图用五百年来五十多个诗人的五百多首诗，说明纳西族作家文学渊源与脉络，以及其艺术特点。杨世光同志《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的崛起》（《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五期）一文，论述了以明代木氏作家群和清代旁姓作家群的形成，标志着明清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崛起，并分析了崛起的政治条件、客观动力和主观因素。

蕴藏在《东巴经》中纳西族民间文学瑰宝，林向萧同志对此作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东巴经是东巴教与纳西族民间文学的交汇点"，“东巴教求助于纳西族民间文学”，“东巴经中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宗教文学”，“宗教意识的渗透毕竟不象人为宗教那么透彻”（《（东巴经）与纳西族文学的关系》，《山茶》1982年第3期）。他还谈到茅盾研究中国神话时，感到“有没有祭神的巫祝，弦歌的诗人，曾和实施发生关系，那也是不可考了”的问题，纳西族以东巴经“提供了‘可考’的资料，弥补了汉族神话的不足，这是对伟大祖国的神话发展史作出的不可忽视的贡献”（《从纳西族神话产生的时代说起——对〈纳西族文学史（初稿）〉的一点商讨》，《玉龙山》1981年第3期）。他曾指出：在纳西神话中，主宰人的命运，往往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人自己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是纳西族神话最重要、最可贵、最本质的所在。”“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原始宗教是要使人顺从于神，屈服于神，而原始神话则是使人与神相对抗，突出了人定胜天，人定胜神，这是原始宗教与原始神话的根本区别。也正是纳西族神话的精华”（《神的世界与人的气息——纳西族神话初探》，《玉龙山》1980年第3期）。

《白石细哩》是纳西族古乐的明珠，这部乐曲来源和内容值得进一下探讨。乾隆《丽江府志略》称“元人遗音”，民间传说是忽必烈平大理过丽江时所赠。禾雨《玉湖明珠——纳西古典乐曲（北时细礼）》（《玉龙山》1980年第1期、《民族文化》1980年第2期）、刘赛《民族文艺交流的结晶——谈纳西族古乐<白沙细乐>》（《民族团结》1980年第11期）等文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旁证。但既是“元人遗音”，为什么《木氏宦谱》里没有记载？而《木氏宦谱》却是把皇帝赠送的一顶帽子都要记下来的。这些早就有人提出疑问。

明代丽江壁画是藏族喇嘛教、汉地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绘画艺术奇葩，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溶合而凝成了丽江壁画这一瑰丽的历史花朵。李伟卿、陈兆复、和在瑞等同志都作过研究。

总的说来，半个世纪特别是解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学者对纳西族的研究成绩显著，不仅增添了中华民族光辉文化的异彩，而且大大激励了纳西族干部和群众的民族自豪感。但极个别文章把民族内部一些少数同志意见公开披露在报刊上，无益于民族团结。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任务，也为纳西族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就需要各个学科和纳西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族科学工作者、干部群众团结合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承担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重任！

注：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5期、《新华文摘》198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