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亚纳西族与周边民族文化的关系

     俄亚纳西族乡的地理位置处于四县交合之处，与周围各民族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又因交通、地理的相隔，与外界的往来甚少，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这种情况反映在俄亚乡的东巴教中，就是既吸收和交流周围民族的文化，又独立而自成一体。
俄亚纳西族是从丽江迁来的时候就将东巴教带到了俄亚。后来，虽丽江木氏土司势力逐渐衰落，然明末清初俄亚地区仍受丽江木氏土司管辖。直至清雍正年，丽江改土归流后，俄亚才开始脱离丽江木土司的管辖，而成为木里安抚司管辖区的一部分。所以，俄亚纳西族的东巴教最初与丽江纳西族东巴教应是一致的。至今，俄亚纳西族东巴教与丽江纳西族东巴教有许多共同点，其中一点应该是属于这个原因。
     再说，俄亚与丽江、永宁仅隔河相望，清代以后俄亚纳西族仍与丽江奉科和宁蒗永宁纳西族有许多往来，其中文化也得到交流。俄亚三江口与丽江奉科仅隔金沙江，两地渡江往来频繁，俄亚与奉科两地纳西族也有实物交易和亲戚联姻。在这种交往中，也吸收了丽江等地文化，如大祭风祭情死者亡灵仪式当是如此。与此相同，俄亚纳西族与永宁纳西族仅水洛河（冲天河）相隔，两地纳西族自古以来交往甚繁。从俄亚大村至油米村为一天路程，至永宁为两天路程，俄亚乡益地、俄碧两村与宁蒗县油米、树枝等村隔河相望，两地纳西族以山羊皮囊渡江往来甚密。所以，文化交往也较多。如现今俄亚纳西族一部分东巴能操水洛河（冲天河）畔的“阮柯”纳西方言；俄亚东巴教中也有一些操“阮柯”纳西族东巴教经典。而且还有一个在举行祭非正常死亡者仪式做的驱恶鬼仪式，据说是从水洛河（冲天河）东岸“阮柯”东巴那里学来的，而“阮柯”东巴又是从永宁达巴那里学来的。该仪式巫术色彩较浓，当是从达巴教中传来后与东巴教仪式内容相结合的形式。同样，“阮柯”纳西族东巴也比较了解俄亚纳西族东巴教之情况。两种教派无大的隔阂和矛盾，即可溶性很大。
     俄亚纳西族东巴教还与东巴教圣地白地的纳西族东巴教有密切的联系。俄亚经洛吉至白地仅两三天路程。自古以来，有条件的俄亚纳西族东巴都要到白地一趟，学习经典教义，返回后受人尊敬。这种直接的长期的文化学习和交流，使这个地处偏僻山隅的纳西族地区的东巴教，在发展步伐上紧随白地纳西族东巴教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同步水平。我们在调查中得知，俄亚纳西族从丽江迁来时，其仪式并非如今这样完备，但是在后来与白地纳西族东巴教的东巴学习过程中，逐渐吸收和丰富起来的。譬如，延寿仪式就是后来在英丹茨理老东巴的祖父时，从白地学来后才有的。还有一些卜算经书也是从白地学过来的。就这一点而言，俄亚纳西族东巴教，与其他地区东巴教相比，不仅在地域上与白地东巴教是“近水楼台”的关系，而且在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上更趋向白地东巴教，形成一种文化纽带。
      俄亚属于木里境内，北面与稻城、东尼和本县境内的藏族、普米族居住地相连，在历史上木里地区第一代活佛松赞嘉错于万历二十三年圆寂，当丽江木土司退出木里之后，降央绒布就任第二代活佛，兼任第一任大喇嘛（堪布），成为木里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第一个统治者，随着丽江木氏土司在木里等川西势力的削弱、消失，清皇朝授予木里第八任大喇嘛六藏涂都为安抚司，成为木里地区第一任土司。从六藏涂都到末代土司项松点椿品，共传袭13代土司，共有200多年历史。如果从第一任大喇嘛降央绒布算起，也有300多年历史。可见，俄亚地区起码也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从属于政教合一的木里土司管辖，其宗教与文化不能不受藏喇嘛教的影响。俄亚纳西族东巴中一部分人能操藏语，或能听懂藏语。历史上，稻城、东尼藏人常来抢劫俄亚纳西族村庄的牲畜、财产，俄亚纳西族对之防而生畏，藏族喇嘛教僧人也往来于俄亚地区，俄亚地区也有一些藏族、普米族。所以，藏文化有交流传人的条件。俄亚统治者木瓜请来喇嘛至俄亚，以俄亚村有不祥征兆为由，将几户俄亚纳西族驱赶出村，后来迁至益地村，且不许他们祭天，这就是俄亚统治者借喇嘛教之势力，以宗教迷信为借口，迫害纳西族人民，且剥夺他们的宗教权利，正是说明喇嘛教对俄亚地区的影响和俄亚统治者对喇嘛教的利用。据益地92岁的老东巴那补郎钦说，从俄亚迁至益地也有8代了。那么，此事该发生在过去160前后的时间里，即1828年前后。俄亚纳西族东巴教使用一种叫“诺单巴”的木刻。木刻内容全是藏文经符，用此印在长条形的麻布或麻料上，系在丈余长的松杆上，插在家门口，称之为“搭忠”，据说可以消灾防病。“诺单巴”印在麻布或布上的次数也有讲究，以印1次为少，印7次为多，可印1、3、5、7次，但不可印2、4、6等双数。在1、3、5、7数中可择多择少而定。据说单数为吉，双数为凶。俄亚大村上空，各户都立有这种幡，这当是喇嘛教的东西。另外，在人死开丧时，丧家要在门前立一根很长的松木，挂上一丈多长的白麻布或白布，其尾系一个布袋盛各种粮食，为死者饯行，即“搭忠”。死者的亲属各户也要送一尺长的一块麻布“搭忠”，表示哀悼和孝敬。送葬时，有四五个亲属手握“搭忠”，在前随东巴为死者开路，这些都应该是受喇嘛教影响而吸收了喇嘛教的东西。还有一些东巴法器，如“森瓦”也是藏族喇嘛教的东西，东巴平时挂在家里，待东巴自己去做镇锝鬼、攘垛鬼、开丧等仪式，掌坛时才能挂在身上，平时不能借给他人，也不能随便让家人动。俄亚一些东巴平时也常念诵六字真言，东巴教经典里也有一些藏语，这些显然是受喇嘛教影响的结果。
      然而，俄亚纳西族东巴教虽受上述文化影响，却并没有完全接受外来文化来代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反，是吸收了一部分外来文化来补充、丰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之更加发扬光大。这也与其地理环境有关。虽说200多年以前，俄亚就受木里土司的直接管辖，但是俄亚至木里土司住地有七——八天路程，其间相隔高山河流，交通十分困难。因此，木里土司虽言管辖此地，但不能直接统治这里，只能授权给俄亚纳西族木瓜头人，代理木里土司管理俄亚地区纳西族和其他民族。这种间接管理的办法，使俄亚地区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王国”，一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佛教、喇嘛教文化虽然影响到俄亚，但佛教、喇嘛教不曾在俄亚立足和发展，纳西族的东巴教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使是几个民族杂居在村子里，东巴教的势力仍是占上风。这与宁蒗县永宁坝、泸沽湖附近的洛水和盐源县的纳西族地区相比，尤为突出。也就是说，吸收和接受外民族文化只是该文化的表层，本民族传统的东巴文化才是该地区文化的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