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曾指出：纳西族是一个“令西方传教士绝望”的民族，多年来西方教派“枉费心机地设法立足于这个地区”，但是“没有一个纳西人成了基督教徒”。因为纳西族是一个“不可皈依的”不信教的民族。
   其实，不是一个“不可皈依的”民族。纳西族早就有本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东巴教），普遍信奉纳西族保护神“阿普三多”。对于后来传入丽江纳西族地区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并不拒绝、不排斥，而是宽容包容，更没有出现过宗教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绝大多数人对外来宗教的态度是“信而不笃”。唐宋以来的纳西族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丽江纳西族地区多元宗教并存共生的现象以及独特的宗教观。

其一，纳西族古老的原始宗教内容丰富独特，具有积极的文化价值。纳西族原始宗教包括祭天、祭祖、祭“署”、除秽、送魂（路线）、祭“三多”等仪式，，内容极其丰富独特。就祭天而言，纳西族自古以祭天为大事，有“纳西祭天人”、“纳西祭天大”之称。明景泰年间的《云南图经》称；“摩些蛮……惟每岁正月五日，……登山祭天以祈丰禳灾”。祭时，插在祭坛中央的两棵黄栗树枝和一支柏树枝，分别代表崇仁利恩的岳父（天神“祖老阿普”）、岳母（天母“衬红阿主达”）与妻子（天女“衬红褒白”）。纳西族社区通过每年举行隆重的祭天活动缅怀先祖，表达对祖先崇敬与感恩之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纳西族“祭天”之“天”，并非类似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也不同于内地宗教文化中的“上天”、“玉帝”，而是与纳西族血脉相连祖先。故纳西族“祭天”其实也是“祭祖”。这是纳西族祭天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明显特点。另外，纳西族原始宗教活动“祭署”之“署”（大自然神），也是与人类血脉相通的神灵，是人类的同父异母兄弟。纳西族“祭署”也并不等同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因为“署”是人类的同父异母兄弟，人与自然本来是平等的兄弟关系，不存在谁崇拜谁，谁主宰谁的问题。这也是区别于“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的地方。“祭署”实质是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一种交流与互动，其最鲜明的价值意义在于及时调解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矛盾，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纳西族原始宗教观中值得进一步认识研究。

其二，对外来宗教普遍“信而不笃”。在信奉本土原始宗教（包括信奉本民族保护神“三多”）的同时，外来宗教文化也不断进入纳西族地区，特别是元明清时期，来自内地的道教、儒教、汉传佛教，来自藏区的藏传佛教等不断进入丽江纳西族地区。近代以来，又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进入丽江地区。纳西族地区广大民众对于外来宗教的基本态度是宽容包容，顺其自然，为我所用。但大多数的纳西人对这些外来宗教可以说是“信而不笃”。因此，丽江纳西族中鲜有极其虔诚的宗教徒，也没出现过全民信奉某个外来宗教的现象。

基三，宽容包容、多教和谐的宗教观。纳西族对各种外来宗教采取包容宽容而不排斥，首先得益于纳西族古老东巴经典中倡导和谐和平文化的源头活水。其次是受来自内地的“以儒释佛”、“以佛释儒”、“菩提心则忠义心”等观念影响。因此，在纳西族地区，佛、道、儒同在一室供奉的现象很普遍。明代白沙壁画中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东巴教等多教融为一体，体现了多元宗教融合和谐的宗教观。明代木氏土司对藏区佛教采取了“多派扶持，以教治边”的策略。近代以来虽说是“没有一个纳西人成了基督教徒”。但纳西族民众对于建在丽江古城内的基督教堂并不排斥，与前来传教的各国传教士也能够和睦相处。

其四，努力推动外来宗教本土化。丽江作为茶马古道重镇与商品集散地，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宗教的影响相对较多，但纳西族地区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积极探索外来宗教本土化之路。许存仁先生研究认为，藏传佛教进入丽江纳西族地区后，融入到纳西族本土文化之中不断发展，“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不断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了一个区别于藏区藏传佛教的特色”。这一具有纳西族地区特色的藏传佛教，许存仁老师总结了十二个方面鲜明特色，其中包括倡导区域内宗教和顺，各教派共存共融；寺院与寺院之间无隶属关系；反对政教合一，坚持政教分离，教不参政，政权高于神权；重视教义教规，积极刊刻佛学典籍；寺院活佛并无特权，活佛的资产只能由活佛代代相传，活佛的家属不得动用活佛资产；倡导爱国爱教，民族团结，维护统一，等等。纳西族先民在实践把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把倡导忠君爱国、诚实守信、仁义忠孝的思想与“菩提心则忠义心”理念融为一体，先后投入巨资，刊刻了《大藏经·甘珠尔》，并在藏区修建了一百多座佛教寺院；在鸡足山兴建悉檀寺、尊胜塔院、一衲轩、碧云山房寺院、华严寺藏经阁等；聘请徐霞客编撰了首部《鸡足山志》等。逐渐形成了宗教和顺，“以教安民、以教治边”与“辑宁边境”、“诚心报国”相结合具有纳西族特色的佛教文化，不断推动滇川藏交界区域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
   其五，倡导爱国爱教的宗教观。“三多”不仅是丽江民众普遍信奉的纳西族保护神，更是维护国家统一、保卫祖国西南边陲和平安宁的“定国安邦”之神。元世祖忽必烈特敕封三多为“大圣雪石定国安邦景帝”。三多承载着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西族对三多的信奉同样体现出爱国爱教的精神。近代以来，丽江各族人民奋勇当先投入救国图强行动，纳西族宗教届人士同样坚持爱国爱教宗旨，结合各自实际不断作出新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纳西族东巴祭师纷纷为抗战英灵诵经超度，古城基督教堂全力参与救援驼峰航线坠机美军飞行员。佛教界涌现出众多纳西族爱国爱教高僧。其中：有“热忱爱国”之称的东宝活佛（1860—1925年），1912年英煽动西藏上层叛乱武装进攻康区之际，东宝活佛前往平乱，得到康区民众的拥护，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制造动乱分裂祖国的阴谋。省督府特授予东宝活佛“热忱爱国”之匾，中央政府授予五星文虎勋章。圣露活佛（1871—1941年）曾作为班禅大师全权代表赴南京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37年，国民政府邀请宗教界人士到南京共商国事，九世班禅大师因病不能前往，电告南京由圣露活佛作为班禅的全权代表前往，圣露活佛到南京后在各寺讲经说法，宣传抗日救国、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爱教思想，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1941年，国民政府特邀圣露活佛赴重庆，主持超度抗日阵亡将士的仪式，圣露活佛不顾年迈病重欣然前往，因病情恶化圆寂于重庆千佛寺。谛闻法师（1895—1983年）积极呼吁全民抗战。“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中指出：“僧界为民族之一部，生于斯，长于斯，当此国难严重，民族存亡之生死关头，不容静坐蒲团，依然闭目参禅，应念众生之苦，当发菩萨之愿”；“各尽其心，各竭其力同肩重任，共赴艰危”；“发挥佛陀牺牲之精神，迅下沉舟之决心，誓与倭寇周旋！国存尔存，国亡尔亡，宁作战场鬼，不做亡国僧！……我当舍头颅以从之！”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又撰写《为抗日救国再告全国佛教徒书》，呼吁僧界进一步团结奋起，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队伍中来。督噶活佛（1906—1976年）曾应邀到成都、重庆、泸州、宜宾等地讲经做道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深受巴蜀信徒欢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藏区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边疆民族团结做出积极贡献。1956年，督噶活佛前往北京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得到一件毛主席赠送的黄锦缎马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当前，我们要结合纳西族历史文化传统，深入挖掘与阐发纳西族独树一帜的宗教文化传统，进一步引导丽江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