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之战》是纳西族东巴经中的一部重要的经典，纳西语称“董埃术埃”， 与《创世纪》、《鲁般鲁饶》一同称为纳西族东巴文学的“三颗明珠”。这部英雄史诗用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文写成，韵文体，共四千多行。它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有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有极富哲理的主题思想。史诗主要的故事内容是首先叙述了天地、人类、万物的形成，黑白两个部落的来历；接着描绘了白部落——董部落与黑部落——术部落之间的一场血族复仇的英雄战争，故事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

    1913 年，法国人巴克（J•Bacot）出版了《么些研究》，其间涉及到了《黑白战争》的内容、主题、祭祀仪式等方面的研究，这不仅标志着东巴文化研究从以前单一的猎奇式的记载介绍转入学科研究阶段，也是《黑白之战》的研究的开端。但从史诗的学科角度研究，也只是近三十年内的事。整体来看，《黑白之战》研究取得了不俗成果，也存在着不足情况。

   一、主要研究成果

   整理翻译

  《黑白之战》是纳西东巴象形文写成的祭祀经典，主要是在禳灾驱鬼仪式上吟诵此部经书，只有专职东巴才能看懂此书，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形成的的多种异文版本等客观情况，对它的翻译、注释、校勘成为扩大研究力量的必要条件。近百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经典进行了翻译整理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较早的是上世纪30年代洛克曾把此部经书翻译为英文，40年代，李霖灿、赵银棠也进行过翻译工作，但从翻译情况看，三个人的翻译还是意译为主，既在东巴诵读，纳西语翻译的基础上再转译为汉文。上世纪 80、90年代和志武、杨世光也作过汉语翻译。这种意译为主的翻译工作对东巴经典的介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因为忽视了文本的语境以及不同语言转换的问题，导致了文体的变化，原来的韵文变成了散文。

   从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主要成果有李即善、周汝诚翻译的《懂术战争》，和明信翻译的《董神与术神战争之经》，和发源翻译的《董术争战》，和开祥、李瑛翻译的《董术战争》；和士成、和力民翻译的《董埃术埃》，这四本译著都采取了四对照翻译，即东巴文、汉字直译、汉文意译、国际音标注音。这种四对照翻译模式尽量保持了原来文本语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历二十年苦功铸就的煌煌百卷《纳西族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出版后，学术界对包括《黑白之战》在内的东巴文化研究逐步走向深层拓展。

    主题研究

    不同学科对《黑白之战》的主题问题研究一直到现在仍是研究焦点，归纳出来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同一族群内部两大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战争。

   《黑白之战》最初是作为民间文学作品而受到重视，文学视角是最初的研究切入口，而对这一“作品”的主题研究成为最突出的现象，如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写的《纳西族文学史》（初稿）、和钟华、杨世光主编的《纳西族文学史》等大多数著述都认为这部经典主题是纳西族古代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有学者根据不同部落的文化特点，认为这不仅是部落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争”，如陈烈认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东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白日月。争夺白日月也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表现了英雄时代的核心精神，阶级社会产生前夜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作品通过为日月而战的英雄故事表现古代纳西先民不畏艰难险阻与黑暗邪恶作斗争的精神，以及民族崛起、形成的苦难历程，颂扬祖先奠定民族基业造福子孙的丰功伟绩和创世立业的英雄主义，以及民族发展的政治理想。为太阳而战的主题思想的核心是“黑”与“白”的观念，黑白观念赋予作品深刻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赵银棠也持这一观点。

    二是不同民族之间战争。

   也有学者从历史视角来研究这一史诗，认为《黑白之战》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战争的反映。如胡文明认为这一史诗反映的不是纳西族部落之间的战争，而是纳西族与普米族之间战争；和仕华认为这是纳西族先民用东巴象形文字记录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分属夏朝、商朝的两大部族之间的战争。但这些观点因无具体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等史实而未成为主流观点。  

   三是农耕与游牧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

   因为两大部落分别以黑、白作为文化象征，自上世纪90年代，社会学、人类学视角对这两种颜色所象征的文化类型、社会发展形态也成为这一史诗研究的一大特点。除了早期普遍的“光明、黑暗之间斗争”观点外，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农耕与游牧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观点。这一观点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诹访哲郎提出的。他认为，《黑白之战》中黑白从对立到统一的转化很可能象征着纳西族社会以黑（畜牧民）为统治者、并融合了白（农耕民）的历史。纳西族神话中关于黑白从对立转向统一、以及畜牧民之代表与农耕民之代表相婚生下民族始祖的情节正是对笔者所提出的由北南下的畜牧民集团统治土著农耕民集团，最后，两者实现一体化，形成现今纳西族之观点的有力支持。 叶舒宪也认为《黑白之战》中东部落王子与西部落公主的结合，也可以从两种文化在冲突中融合的意义上去理解；而东部落战胜西部落的结局也不能简单视为善良战胜邪恶或白吞并了黑，其文化蕴含在于外来的游牧集团面临山地生态而被迫放弃以游走放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同化到当地已有的农耕生活之中。白庚胜也持类似观点。 

 研究新方向

    纳西族属于从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古老民族，与藏纳西走廊中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语言上界于羌语支与彝语支的临界点，东巴象形文字对于文字的起源研究意义深远，随着国内外对纳西族传统文化研究趋热，对《黑白之战》的比较研究也成为一个新方向。

    叶舒宪通过对中国南北方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分布及其同特定的文化生态相对应的故事模型分析，认为“《黑白之战》中东部落王子与西部落公主的结合，也可以从两种文化在冲突中融合的意义上去理解；而东部落战胜西部落的结局也不能简单视为善良战胜邪恶或白吞并了黑，其文化蕴含在于外来的游牧集团面临山地生态而被迫放弃以游走放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同化到当地已有的农耕生活之中。”从而与其它民族的史诗类型有了区别，如“战马英雄”是草原骑马民族的产物，游牧文化的变动不居和尚武能战是催生英雄史诗的主要条件，民族冲突则构成其主要题材；定居的农耕文化不利于英雄史诗的繁生，与和平主义价值观相应的是“太阳英雄”的叙述类型；而在民族迁徙和文化融合的背景上也可产生两种故事类型的组合现象。

   史阳通过对彝族、纳西族、普米族、羌族、傈僳族、傣族的英雄史诗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常与本民族的创世神话、创世史诗紧密联系在一起，史诗中往往是先讲述创世的经过，紧接着就讲述英雄率领族人征战和迁徙，也就是说，“这些英雄史诗已融入到该民族的创世史诗集合之中，这与我国南方民族中创世史诗相对于英雄史诗要丰富得多是分不开的。”

  白庚胜认为纳西族的史诗《黑白之战》脱胎于藏族苯教经典《叶岸战争》，二者在结构、战争双方、战争性质、起因、过程、主题等多方面有着惊人的对应，对于这种相似性，作者认为这与东巴教长期受到藏族苯教的影响有内在的关系，“致使有些东巴经典成了本教的翻译作品，有些经典则借助纳西族固有的故事传说等宣传本教教义，也有一些经典是东巴教祭司混合若干本教经典，并适当添加了本民族文化因素而成。”

    二、研究的不足

   第一，以今观古，文本“格式化”。

    在研究中，忽视生成文本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以现今的意识形态、学科分类来进行分割、臆断。如依据现有文体观念把《黑白之战》划为“民间文学”、“民族文学”、“神话”、“史诗”等等；对主题分析简单化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政治冲突；采集文本时，侧重“民间文学”、有“积极意义的”的神话内容，对不符合标准规范的异文文本予以“格式化改造；忽视贯注其间的宗教、民俗、历史内容，同时对访谈人、诵经人的具体情况很少交待，甚至以“集体”名义予以抹煞。

   第二，以文观境，去语境化倾向严重，对文本的演述性质重视不足。

   语境的概念意味着相互关联的三个基本维度：一是文化意义上的“语境”，即知其文化背景理解其民俗；二是功能意义上的“语境”，即社会的与心理的功能，关注民俗如何合法化社会结构，减轻心理冲突。三是场景化的“语境”，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运作中民俗的社会应用，在文化地限定的场景与事件中研究民俗的功能。

   《黑白之战》原本是在举行东巴祭祀仪式上演述的文本，有着自身的文本语境与演述场域。以往研究者往往把它作为孤立的“民间文学”作品来看待，抽离了它得以产生、演述的民族传统背景、具体演述场域，以及演述者与观众互动中达成的语境。东巴教是东巴神话的载体，而东巴教的发展演变与纳西族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黑白之战》作为纳西族英雄史诗，它的形成、发展也是与纳西族的历史、东巴教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忽视了这一综合性特点，往往造成见木不见林，以偏概全的弊病。

   第三，以外观内，遮蔽了“内在性”研究。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黑白之战》研究为历史学、宗教学、文学所覆盖的局面仍未打破，这种“外在性”研究忽略了其作为口头传统的性质，遮蔽了对其“内在性”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史诗文本、程式特征、深层结构、传承人、演述模式、格律、句法、文体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况。这种研究倾向在客观上造成了《黑白之战》是研究纳西族历史、宗教、文学、民俗学的资料库，而自身的研究本体一直处于忽略状态。

   第四，以偏观全，文本选录、翻译中存在的以偏概全、失真性的问题。

   东巴经典的文本翻译是东巴与研究者之间达成的，只有东巴才能对东巴经典进行诵读，所以东巴对经典的理解水平，研究者对东巴文化的掌握程度、对汉语、国际音标的熟练程度都决定着翻译的质量。从《黑白之战》的翻译情况来看，成就最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进行的四对照翻译，尤其是以《纳西族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为《全集》）为代表。

   但细察之，这套百卷译注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全集不全，《黑白之战》不同版本多达十多本，《全集》中只收录了和发源、李瑛、和力民翻译的三个文本，而没能收入和年恒、和志武翻译的《董术战争》、李即善、周汝诚翻译的《懂术战争》；和明信翻译的《董神与术神战争之经》等；二是对不同方言区的《黑白战争》东巴经典文本没能搜集整理，迪庆州、宁蒗县、四川木里县等不同地区的《黑白之战》文本付之阙如，使这部史诗的完整性得不到保障；三是翻译过程中没能对诵读者的方言情况、音韵体系予以说明，从而对纳西语内部的不同方言、同一方言内的不同土语造成了混乱。日本学者黑泽直道指出，“在以纳西语为母语的该研究所纳西族学者中，没有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从而没能将纳西语各地方言、音韵差别作为重大问题加以把握。正因为这样，各种经典读音中的纳西语各种方言音韵几乎都被抛弃殆尽。

    余 论

    《黑白之战》的研究历程折射出我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整体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少数民族的文献整理是以两个取向为标准的，一是“以民间文学为取向”，二是“以历史主义为取向”。前者把民族文献等同于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进行“文学化”的翻译、整理、刊布；后者是把民族或地域口传文本作为依附于历史学的外部研究，着重于这些口头传统的起源、变迁、消亡等等一些不能证伪的历史主义倾向的假设命题，在搜集、翻译、整理过程中以意识形态的观点来代替科学研究。二者彼此消长，又相互交叉。“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民族文献整理为“文学化”翻译、整理提供了蓝本，而“文学化”翻译、整理本身成为“历史”的重要证据，同时通过通俗易懂的“民间文学”普及扩大了整理本的受众面及影响。因为二者皆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民间文化“生产运动”，从而一开始带有浓厚的时代意识形态特征，由此也带来了同样的“格式化”问题。巴莫曲布嫫认为，“格式化”主要是指文本制作过程的“二度创作”问题。忽略了各地异文之间的差异，也忽略了各位口头复述者之间的差异，学者的观念和认识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史诗叙事顺序的前后进行了合乎“进化论”的时间或“历史逻辑”的人为调整……“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方法论也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批判。吕微认为，“继续索绪尔的历史语言学批判至今仍然是我们必做的功课，因为将外在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化为学科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中国当前一些民间文学研究中历史主义研究的内伤。历史主义研究以客观性相标榜，但是这种以活动主体的历史命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基本问题意识正是历史主义研究不可能坚持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当中，研究对象中活动主体的价值内涵已经为研究主体先验地接受或赋予了。”

    百多年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有现实意义，西学毕竟是作为他山之石，具体来说，“利用口头资料，汲取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营养，克服教条主义的做法，不照般外国理论，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某种现成的理论提供证据。从中国的材料出发，解决中国的问题。目的在于争取在田野作业的操作程序、材料的搜集整理、编目和归档，学术研究的概念运用和问题意识上与国际通行法则接轨，研究要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这不只是《黑白之战》研究的新路径，也是我国各民族活形态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对于国内外的口头诗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元学科研究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文章来源于《丽江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