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教是纳西族的民族宗教；象形文字是纳西族人民创制的古老文字。用这种文字写下的上千种东巴经书，内容涉及社会历史、生产 生活、语言文字、宗教民俗、哲学思想、天文历法、文学艺术、以及民族关系等等。这种文字和经书至今还留存在纳西族社会中，成为研究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同时是一份研究文字起源不可多得的活资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东巴教产生于纳西先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时期，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为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是原始人群(族)体对超自然力的集体信念，是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它自发产生于原始社会并继续流传于阶级社会，其特点早期主要为图腾崇拜，后来发展成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纳西族是从古氐羌族群中分化出来的民族，其原始宗教文化与羌文化有渊源关系，与同由古羌中分化出来的彝、哈尼、藏等兄弟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纳西族原始宗教产生地望是在甘、青高原一带，产生年代应在夏、商时期或之前。随着纳西先民逐步向南迁徙，其原始宗教内涵也不断丰富。特别是在唐代之后，吸收了汉传道、佛两教及藏传佛教等外来宗教的一些内容，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东巴教的宗教思想和其他内容。从东巴教的各种内涵看，它既保留了原始宗教的一些内容和特色，又具有一些人为宗教的因素。故此，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原始宗教，而是处于向人为宗教过渡的阶段，与人为宗教的距离不太远了，但仍未能跨入人为宗教的门槛，是属于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一种特殊的民族宗教。至于东巴教何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迄未进入人为宗教的门槛，这里有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个问题不在本文里展开讨论了。
纳西族人民创造了两种古老的文字，一种是象形文字，因东巴教徒用这种文字书写东巴经书，故又称“东巴文”。再一种文字叫做“哥巴文”为标音文字，“哥巴”为弟子之意，说明这是东巴弟子创制的文字，晚于象形文字，创制时期约在元、明之际。流传地区只在丽江县坝区及鲁甸，塔城、南山一带，所写经书不多，大量的东巴经书是用象形文字写的。本文重点谈谈象形文字及其经书产生的年代，地望与发展情况。
从三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不断在探讨象形文字产生的年代问题，由于东巴经书本身缺乏确切的历史年代记载，元代以前的汉文献中又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因此，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结论。不少学者认为，象形文字和东巴经书的产生年代约当唐宋时期。其主要依据一是丽江土司木高，于明朝嘉靖年间在中甸北地摩岩诗中提到的“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一句来推论。二是根据纳西族东部方言区只有口诵经，没有象形文字和东巴经书的情况（实际上也有少数象形文和占卜经）。以为象形文字是纳西族先民迁徙到中甸，丽江一带后才产生的。迁徙到丽江的年代也只根据木氏祖先迁到丽江的年代，即唐代初年，而没有顾及到早在汉晋之时或之前，已有纳西先民迁到丽江、中甸一带金沙江边的情况。还有的学者以《木氏宦谱》中记载其先祖阿琮“不学而识文字”、“且制本方文字”等神化式的传说为依据，认为象形文字产生于宋末元初。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东巴文化的著名学者李霖灿先生，他对象形文字及东巴经书的产生地，有独到的见解。他根据象形文字中的“南”、“北”两字造字方法为将“水”字拦腰断为两截，上截为“北”、下截为“南”的情况，认为纳西人初创文字时应是住在一条南北向的大河边。1943年，他调查纳西族的迁徙路线，到四川省木里县的无量河边，看到这条河上下数百里都是南北向，并且看到还居住着掌握象形文字和东巴经书的纳西人（若喀人），而且这里又是丽江纳西先民迁徙经过的路站。根据史地两方面的条件，他认为象形文字的产生地在无量河流域。他在《么些文字的发生和演变》一文中写到：“么些人在无量河边发生了文字之后，沿着无量河的流向往南迁徙，到无量河注入金沙江的这一带，形成了所谓的若喀地区，这是么些文字写成经典的草创时期。……无量河充入金沙江，么些人又带着他们的宗教经典傍着金沙江走入现在中甸县的北地一带。在这里么些巫教发扬光大、经典数目也急剧增加。……由北地沿着金沙江的西岸再向南走，在打鼓地方渡过金沙江，就来到了丽江境内。这是现今么些族的大本营，许多大部头的经书（如祭风）都在这里开始出现。……在丽江县西北的巨甸、鲁甸的山中，连续出了几个有名的大东巴，如东五、和世俊和文裕，形字经典在这里盛极一时，和世俊晚年且有东巴学堂的设立。”李霖灿先生认为么些族的形字随着迁徙的路线，成一种平行的发展，愈趋下游愈见发达。他这种把文字产生地点及发展演变情况，与纳西族迁徙路线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比之研究同一课题的其他学者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不足的一点是他没有同迁徙的年代结合起来研究，故所下东巴经书形成时代的结论是“不能早过于唐”。实际上如前所述，纳西族已于汉晋时期或之前就居住在无量河流域和金沙江上游的丽江、中甸、维西等县境内。同时，纳西族先民曾居住过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上游也都是南北向的。再说，纳西象形文字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从直观象形字到“指事”、“会意”、“转注”等类型的字，都有一个由少到多，从简单事物到复杂事物的造字过程。而象形文字中的“南”、“北”两字，属于“指事”字，初创文字之时是否就会出现“指事”字也是个问题。因此，纳西族象形文字产生在无量河边的定论，是值得商榷的。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掀起了东巴文化和纳西族历史研究的热潮。其特点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物、纳西族迁徙史、东巴经书本身的丰富内容等等，进行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比以往大大前进了一步，有了不少较符合实际的新见解。但有关象形文字的产生年代问题，仍不统一，如1992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纳西族史》初稿讨论会上，有一些学者仍坚持纳西族象形文字产生于唐代的意见。
笔者认为，纳西族象形文字从最初的以图画文字为主的“木石痕迹”，到象形兼图画的较简略的经书，再到内容丰富的千多种经书，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这种文字的产生地与原始宗教一样，是在甘、青高原一带，其年代应在夏商时期。纳西先民迁徙到大渡河、雅砻江上游一带后，形成了较简略的经书。尔后，不同支系的纳西先民随着不同路线，先先后后迁徙到滇西北和川西南定居下来。象形文字和东巴经书也正如李霖灿先生所说的似江河水，愈到迁徙下游愈丰富。现分下列几点，来讨论这个问题。
1、从“木牌画”看象形文字产生的地望和年代。
纳西族又称东巴文（象形文）为“思究鲁究”。纳西语“思”指木，“鲁”指石头，“究”指痕迹，全意为写和画在木、石上的痕迹，说明这种象形兼图画的文字，最初是写在木、石上的。后来用自造的东巴纸写经书后，“木、石痕迹”逐渐减少。但，还有一种尚存“木石痕迹”特点的木牌画流传至今，这种木牌画纳西语叫做“可标”，是东巴教徒在祭祀鬼神的各种仪式中用的。木牌画上画着作为祭礼对象的形象，有的还写上几字象形文，祭祀时插于地上。这种木牌一般长30厘米左右，宽5厘米左右，用松木、杉木等木片做成。这个在初创文字时就产生的“思究鲁究”，具有经书不能取代的作用，故一直流传了下来。无独有偶，自本世纪初以来，在甘肃省居延及敦煌一带的汉代遗址中，多次出土“人面形木牌”。这种木牌与纳西族东巴教的“可标”基本一致，只是所绘图形详略有些差别而已。汪宁生教授在《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一文中说；“我国西北地区出土之‘人面形木牌’应和纳西族‘可标’一样，是在祭祀时插在地上作祭祀之用的，其上所绘人面形，即代表祭祀之对象。‘人面形木牌画’仅见于西北地区，他处迄未发现，而其同类之物却在今天纳西族中仍有保存，这绝非偶合，因为如上所说，纳西族是羌人之后裔，是自西北地区南迁来的，他们必然也带来了故乡一些文化习俗”。汪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认为西北出土的“人面形木牌”和还留存在纳西族东巴教中的“可标”，同是古羌文化的一部分，是解释纳西先民创制图画文字之始时，在木石上记事的活资料。这一在地下，一在地上的木牌画，也为象形文字产生地在甘、青高原的意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表明，世界许多民族的图画文字，大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即史前时期），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以此类推，纳西族先民创制图画文字的年代，应是在夏商之际或之前的史前时期，然后由图画文字走向逐渐规范化的象形文字。当然，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纳西象形文字的演变和规范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所以时至今日，象形文字中还保留有不少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发展演变的缓慢速度，与纳西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很不一致，其中的种种原因不在这里论述了。
2、从祭天仪式看东巴经产生的年代和地望。
祭天，是所有纳西族最隆重最神圣的活动，纳西俗话说“纳西美毕若”，意为纳西是祭天人或纳西是祭天的民族。祭天时间一年两次，正月大祭，七月小祭。祭天有许多复杂的仪式，有祭天经书。解放前夕，在有些祭天群的祭天仪式中，还保留着一个有趣的古俗，即在祭天场中行杀猪生祭（献）之时，有一个人突然喊叫“果洛兵来了”！参加祭天的人都作逃跑状地表演一下。这个自古留下的遗俗，说明纳西先民还在离“果洛”不太远的地方居住时，在一次祭天中，受到果洛兵的突然袭击，尔后代代相传，每次祭天时都不忘记这一深刻事件。在其他经书中也提到“果洛”这个地区，“果洛”在青海省南部（即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这说明纳西先民尚居住在离“果洛”不太远的地方时，就已有了祭天仪式和祭天经书，这一地望应在大渡河、雅砻江上游的青海、四川交界地带，因为祭天仪式中，还具体地提到北方的果洛人。其年代最迟也应在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如前所述，据汉文献记载，汉晋时期纳西先民已迁徙到川西南和滇西北居住了。根据金沙江上游河谷区石棺墓葬中的出土文物分析，有的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一部分纳西先民居住在丽江县金沙江边的巨甸、石鼓、大具一带了。祭天仪式是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及彼，当时肯定已出现其他多种类型的仪式和经书。在当时条件下，经书可能是较简略地写在类似木牌的木片上，有些是写在桦树皮上，因东巴经中有古时用桦树皮写经书的记载。
3、从经书本身的内容看东巴经书产生的年代和地望。
数以千计的东巴经书，大量反映的是在甘、青高原和迁徙路途中的游牧生活和半牧半农生活，反映农耕生活的内容较少。许多经书中常提到“美利达吉很”大海，从纳西先民居住过的区域推断、这海应是青海湖。上述情况说明，东巴经书的许多内容是形成于甘、青、川交界地带的游牧和半游牧时期。当然，东巴教徒在忠实于原有经书的同时，也很讲求实际，他们不断把新到地方的山川自然，生产生活，民族交往等情况补充到原有经书中，还把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断吸收进去，但就东巴经书的多数内容看，还是以远古时期的游牧半游牧生活和神化式的传说故事居多。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自唐代初年迁到丽江坝定居以来，即为丽江坝、拉市坝一带的土酋，元代以后，上升为掌管丽江路、府的朝廷命官，世袭土司，成为所有纳西族中的最大首领，明代以后人称“木天王”。但东巴经中从没有提及过保持了一千多年显赫地位的木氏土司家的情况。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东巴经书的主要成份及东巴教的主要仪式，产生于纳西先民尚未到达丽江以前的远古时期。
4、从唐代纳西族所处的社会环境看象形文及东巴经书的产生年代和地望。
笔者认为，纳西象形文字和东巴经书产生于唐代的意见不可取，其理由还应从唐代纳西族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讨论这个问题。前面已提过，纳西先民已在春秋战国至汉晋时期，就先先后后迁徙到滇西北和川西南一带居住。到了唐代，东至四川省西昌地区，南至大理州宾川、西至澜沧江边的维西一带、北至铁桥上下的中甸、德钦等地，都有么些（纳西）分布。唐代樊绰写的《蛮书》中，明确提到的就有作为六诏之一的么些诏（即越析诏）:铁桥城（今丽江县塔城）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赕）城（今丽江坝内）等地么些部落；雅砻江两岸的昆明城（四川盐源）及双舍、松外、寻传等地的么些部落。可说唐代是纳西族居住地域最广，人口众多的时代。当时在纳西族居住的区域内，称为“城”的就有好几个。唐代将流经这一区域的金沙江也称做么些江，以族名为江名，说明这个民族在这一带的久远历史和深刻影响。唐代纳西族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如从冶炼技术看，有能力在金沙江上建造大铁桥，在建筑上已能烧制南诏有字瓦等等。纲西族与南诏和吐蕃两个政权的交往频繁，与内地汉族也有交往，大诗人白居易的《蛮子朝》诗中提到，南诏王到京城长安朝拜唐朝皇帝时，其导从是“摩挲”（即么些，指纳西）。总之，唐代的纳西族与接受汉文化较多的南诏，有了拼音文字的藏族及内地的汉族都有交往。当时纳西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都不算闭塞，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纳西族若无自己的文字，就会仿效藏文和汉文创制一种较方便的文字，犹如藏文之仿效印度古梵文，蒙文之仿效藏文一样。不会回头来步史前时期先民的后尘，创制这种象形兼图画的复杂文字。特别是自唐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至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的110多年间，滇西北和川西南的纳西族地区，处于强大的吐蕃政权控制下，当时纳西族如果没有文字，那么借用或者仿效藏文来创制自己文字的可能性是大的。所以，我认为，纳西象形文字及东巴经书产生于唐代的说法，是不符合当时纳西族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因为纳西族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了象形文字和东巴经书，有了东巴教的各类仪式，东巴教已经成为与纳西族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宗教。因此，不易被强大的外来宗教文化所吞没，相反地能将外来宗教的可取之处、拿来为我所用，更丰富了自己的民族宗教———东巴教的内容。古老的象形文字也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历经风风雨雨数千年，传存到了现在。
注：文章选自《云南社会科学》1994第1期。
